下一页没有继续写尸检细节，而是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旁边写着四个字：“有人施压。”

再往后翻，是空的。

何守正的笔记到此为止。

楼明之抬起头。

“你父亲后来怎么了？”

何雨菲坐回椅子上，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

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是在给自己打拍子。

“1998年7月，他被调离法医岗位，理由是‘工作调整’。

调到档案科，管了十年档案。

2008年退休，2015年去世。”她的声音很平，但那种平里藏着某种刻意压制的颤，“他去世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青霜门那五个人，死得不对。

但我不能说。

’”

“为什么不能说？”

“他没告诉我。”何雨菲放下保温杯，“但他留了这个信封给我。

他说，‘等到有一天有人来查这个案子，而且不止一个人来查，你就把这个给他们。

’”

楼明之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

五条人命，一份简略得不像话的勘验报告，一个被调离岗位的法医，一份“恰好”丢失的尸检报告，一个“恰好”出故障的硬盘。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许又开那天来，看了这个档案盒之后做了什么？”

何雨菲的眼神闪了一下。

“他在档案室里待了两个小时。

我中间进去送过一次水——档案室规定不允许带水进去，但我那次是故意的。

我想看看他在做什么。”她停了一下，“他在拍照。

每一份卷宗，每一页纸，他都用手机拍了照。

包括那份现场勘验报告。”

“你看到了？”

“看到了。

但他看到我进去之后，很自然地把手机收了起来，说‘这些资料太珍贵了，我想记录下来做研究’。”何雨菲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他笑得很温和。

像一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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