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我把饭盒涮干净，起身往技术科走。

路上遇到傻柱，他端着饭盒走过来，一看我的脸色就压低声音问：

怎么了？

一脸官司。

没事。

我说。

少糊弄我。

傻柱把饭盒往胳膊底下一夹，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我沉默了一下，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柱子，今年多注意点身体。

省着点吃，别浪费。

你这话说的——傻柱愣了一下，我怎么听着跟交代后事似的？

交代个屁。

我没好气地说，就是提醒你，今年可能不太好过。

傻柱看着我，眼神里有点迷惑，但他没追问。

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知道了，然后端着饭盒走了。

看着傻柱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有点想笑。

傻柱这人，有时候比谁都精明，有时候又比谁都实在。

你跟傻柱说今年不太好过，傻柱不会追问为什么，只会默默记下来，然后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这就是傻柱。

1959年的第二天，馒头从三个变成了两个。

这只是开始。

1959年1月2日上午，技术科办公室。

吃完早饭，我回到技术科的办公室。

屋里就我一个人。

窗台上摆着那盆我养了三年的文竹，叶子绿得发亮，每年春天都会抽出新芽。

桌上摆着一叠上个月送来的生产报表，我随手翻开——1958年12月，红星轧钢厂钢铁产量：超额完成年度任务300%。

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一沉。

我又翻了几页。

各个车间都在报喜：炼钢车间超标200%，轧钢车间超标350%，就连报废率都降到了历史最低。

整个1958年，红星轧钢厂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全国模范，产量翻番，质量飞跃，工人干劲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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