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的北京，冷得邪乎。

我裹着厂里发的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从轧钢车间往会议室走。

路过食堂的时候，闻到一股熬白菜帮子的味道，寡淡得跟刷锅水似的。

这年头，肚子里没油水，总觉得空落落的，走路发飘，像是踩在棉花上。

不过今天的气氛有点不一样。

一路上碰见几个工友，都在那儿嘀嘀咕咕，脸上带着点藏不住的喜气。

老孙看见我，老远就挥手：小林，听说了吗？

大消息！

他眼睛亮得像灯泡，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我心里嘀咕：莫非又有啥好消息？

推开会议室的门，里头已经坐满了人。

烟雾缭绕的，几个老工人点着旱烟，烟叶子那股冲劲儿直往鼻子里钻。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掏出揣在兜里的旧笔记本，准备记点东西。

本子边角已经卷了，纸页泛黄，上面记满了这一年的零零碎碎——定量、菜价、孩子的花销。

车间主任老周坐在前头，清了清嗓子。

他的嗓子常年被车间里的烟尘熏，哑得像破风箱。

都静一静，开会了。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老周翻了翻手里的文件，表情严肃，但嘴角那点笑意谁都看得出来。

他故意把文件举高了，让大家看见那红头文件的公章，然后才开口：

今天传达个好事儿。

他顿了顿，卖了个关子，从二月份开始，咱们的口粮定量，从二十五斤调到二十八斤。

会议室里的一声，像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

二十八斤？

那可是多了三斤啊！

这可太好了！

够多吃好几天饱饭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三斤粮食，在这个年头，那可是能救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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