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听到的这些风声，就是最早的迹象。

三大爷，我说，这消息，您跟谁说过？

就跟你说了。

阎埠贵正色道，这种事，不能乱传。

我就是想着，你在厂里也接触些人，万一有什么消息，咱们互通有无。

我点点头。

阎埠贵这人，精明是精明，但大事上不缺分寸。

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他今天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既是示好，也是结盟——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消息就是资源，谁先知道，谁就能占一步先机。

行，我知道了。

我说，有进一步的消息，咱们再商量。

他满意地点点头，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又回头，压低声音：向东，这事儿，先别往外说。

明白。

他这才放心地走了，脚步轻快，像是怀揣着一个秘密的宝藏。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垂花门后，心里却掀起了波澜。

1962年6月，四合院后院。

阎埠贵走之后，我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

如果农村政策真的调整了，允许农民自由种植，那么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提高。

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就会增加。

粮食产量增加了，国家的粮食供应就会改善，市场上的副食就会丰富，物价就会进一步下降。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从农村到城市，从田地到餐桌，一环扣一环，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普通人。

困难时期，真的要结束了。

我起身，回到屋里。

娄晓娥带着林晓晓在前院和二大妈聊天，屋里没人。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部旧手机。

屏幕亮着，电量显示：

29.

0%。

还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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