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爷，我走上前，一百斤够用了，白菜萝卜耐储，您拿几根高粱秆隔在底下，防潮，能多放一个月。

他眉毛动了动，当然是在认真听。

然后用手背掸了掸袄子上的灰，清了清嗓子：我自然知道。

嘴上说我自然知道，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储藏室里真的垫上了高粱秆。

这就是阎埠贵。

一辈子精打细算，从不白占别人便宜，也绝不肯轻易承认自己接受了别人的好意。

但他是个实在人，有用的东西，悄悄记住，悄悄用上——这便是他给你的回礼。

初雪化了又积，院子里的白色断断续续地铺了半个月，才算在十一月底站稳了脚跟。

那天下午，我正在屋里修一把椅子腿，秦淮茹来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发卡别在耳后。

手里攥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包，站在廊下，先敲了两下门框。

向东哥，您在吗？

在，进来。

她踏进门，把那个纸包放到桌上，推过来：

向东哥，这是欠您的五块钱，攒了好久，终于还上了。

真是太感谢您了。

声音平稳，眼神干净，郑重得像在还一件大事。

我没有立刻接，而是先看了她一眼。

1960年那个秦淮茹，还是个刚进院不到两年的年轻媳妇，天天打着苦情牌，满院子找人借米借粮，两只眼睛专往傻柱那儿瞟。

那时候我就说，这条路走不长——靠哭靠可怜，也许能撑一时，撑不了一辈子。

后来阴差阳错，她进了厂子，从缝纫组的临时工做起。

三年下来，从临时工转了正，现在每个月能拿二十出头的工资。

贾东旭去世后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的，她咬着牙一个人撑过来了，棒梗、槐花、小当，三个孩子，一个没饿着。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秦淮茹，和两年前不一样了。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算计，是踏实。

我把纸包接过来，塞进口袋，没有当面数。

不急不急，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

我说，你有这个心就行了。

她稍微松了口气，嘴角弯了弯：我小儿子，也到年纪了。

过了年，想给他说门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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