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北京，已经有了几分暑意。

天刚蒙蒙亮，蝉鸣还未开始，热气却已经像一层无形的薄纱，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我早早地来到技术科办公室，把昨晚整理的技术笔记放进抽屉里。

窗外，厂区的烟囱已经开始吐出白色的烟雾，在晨光中缓缓升腾，与远处的朝霞融为一体。

这些笔记记录了轧钢设备的核心技术——从齿轮设计到轴承加工，从液压系统到自动化控制。

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因为反复修改而显得有些凌乱。

我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着一张齿轮的草图，旁边标注着各种参数：模数、齿数、压力角、材料强度系数……每一个数字都经过了反复计算和验证。

这些是我这几个月的心血，也是整个攻关小组的希望所在。

我放下笔记本，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就是厂区，从这个角度能看到金工车间的一角。

巨大的厂房顶上是灰色的波浪形铁皮，在阳光下泛着暗哑的光泽。

车间的大门敞开着，隐约能听到里面机床运转的轰鸣声，那声音低沉而有力，像是某种巨兽的呼吸。

苏联专家撤走已经两年了，这两年来，技术科的人越来越少，走的走，调的调，可留下的活儿却越来越多。

不过也好，没人指手画脚了，反而能放开手脚干。

以前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他们确实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但那种依赖感，也在不知不觉中腐蚀着我们的自主意识。

总觉得有问题就问专家，有难题就等指导，自己的脑子反而用得少了。

上午，技术攻关小组召开例会。

办公室里挤了七八个人，椅子不够，有人就站着。

我走到桌前，从包里掏出一块黑色的铁块，放在桌上。

铁块不大，比拳头稍大一点，表面粗糙，泛着暗沉的金属光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批试制国产轴承钢，承载着太多人的期望，也暴露着太多现实的差距。

「这是我们试制的第一批国产轴承钢。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我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周铁生拿起那块钢，他的手指粗糙而有力，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净的机油痕迹。

他用指甲划了划，又凑近眼前仔细看了看，眉头紧锁。

他是厂里的老工程师了，经历过苏联专家在时的辉煌，也经历过撤走后的彷徨。

他放下钢块，发出轻微的声响，说：「硬度和韧性都不够。

我用指甲划了一下，印子比进口钢材深得多。

杂质太多，应该是冶炼工艺的问题。

咱们国产的电炉，温度控制不如进口的精准，杂质的去除率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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