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临珊离开后的日子，对陈明哲而言，如同陷入了一片无声的泥沼。

最初的几天，他几乎是凭借着一种麻木的本能在生活。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被设定好的程序，精准却毫无生气。

他依旧会每天走过那条路，那棵树下成了他必经的刑场。

每一次停顿，每一次侧耳，捕捉不到那熟悉的脚步声时，被强行压抑的失落和空洞便会尖锐地反噬，刺得他心脏一阵紧缩。

电台的工作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只有沉浸在那些需要极度专注的音频和稿件的世界里，他才能暂时从无休止的想念和钝痛中逃脱。

以至于，方临珊走后的一个月。

他明显地消瘦了下去，下颌线条变得愈发清晰锐利，眼下也染上了挥之不去的青黑。

周身笼罩着一层低气压，比认识方临珊之前还要冰冷沉寂，那是一种从内里透出来的、了无生趣的枯槁。

陈父陈母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们看着儿子如同失去水分的植物般日渐萎靡。

看着他沉默地吞咽着食不知味的饭菜，看着他独自坐在黑暗中，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双没有焦距的眼睛里空茫茫一片，仿佛连同灵魂也一并被带走了。

陈母偷偷抹过好几次眼泪，父亲则常常对着窗外叹气。

他们心疼儿子的痛苦，焦虑于他这种自我放逐般的状态。

于是，天天尝试着做一些他爱吃的菜，试图找些轻松的话题，甚至小心翼翼地提议要不要再打听一下方临珊在国外的联系方式。

但所有的努力都像石沉大海，只换来他更深的沉默和摇头。

这种沉重而压抑的家庭氛围持续了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陈明哲无意间“听”到母亲压低声音对父亲哽咽着说：“再这样下去，这孩子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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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怕他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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