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已经坐了大半，都是二排的人，一个个裹着灰绿色的防寒大衣，领子竖起来，帽子压到眉毛。

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味和橡胶味。

赫尔曼在弗朗克旁边坐下，把伞包搁在膝盖上，枪靠在舱壁。

他的位置紧挨着一扇圆形的小窗，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霜，他用指甲刮了一下，露出外面灰蓝色的天。

发动机启动了。

整个机身开始震动，频率很低，从脚底板传上来，震得人牙根有些发麻。

头顶的金属架子上挂着一盏应急灯，灯泡是暗黄色的，摇摇晃晃地亮了。

弗朗克靠在座位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对面舱壁上的一个铆钉看。

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我问你个事。”

“说。”

“我们这一万人跳下去，能活着回来多少？”

赫尔曼没立刻回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那是出发前他随手拿的水果硬糖——剥了纸塞进嘴里，又把另一颗递给弗朗克。

弗朗克接过去，剥了纸含在腮帮子里，等着赫尔曼说话。

“最坏的预计是三分之一吧。”

赫尔曼说，

“也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

看日军那边怎么打。

但我觉得不会全死。”

弗朗克把糖从左边腮帮子换到右边：

“你怕死吗？”

“怕。”

赫尔曼把糖咬碎了，嘎嘣一声，

“但我更怕活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从生下来就在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父亲解放前在工厂干了三十年，手指头被冲床切掉两根，到死都觉得自己命该如此。

我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工人就不是活该给资本家干活的，生下来就不是。

但日本那边的人还在当。

我去跳这一次，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为了那个跟我爹一样被剥削的日本工人，能有一天不用再被伤害了。”

弗朗克嚼着糖，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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