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布劳恩家。

布劳恩从人民委员会大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三月的柏林，天黑得还早，街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他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把大衣扣子扣好，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

他抽了两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看着烟在冷空气里散开。

刚才在韦格纳办公室里他说“明年我退”的时候，嗓子有点紧。

现在好一些了。

他把烟抽完，然后朝电车站走去。

回到家的时候，他老婆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桌上摆着一碗土豆汤，一盘黑面包，一小碟咸菜。

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些最开始从艰苦年代过来的干部和群众们已经习惯了当年的食物，布劳恩坐下来，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汤。

他老婆坐在对面，看着他，问了一句：

“韦格纳主席跟你说什么了？”

布劳恩把嘴里面的汤咽下去，说：

“聊了聊退休的事。”

他老婆说：“你答应了？”

布劳恩点了点头。

他老婆沉默了一会儿，说：

“退了也好。

你这些年太累了。

退了正好在家歇歇。”

布劳恩没有再说话。

他把汤喝完，把面包掰碎了泡在碗底，吃干净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客厅的窗前，坐下来。

窗外是柏林西郊的老居民区，街道不宽，路灯隔得很远，有几户人家的窗户里亮着灯。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窗外。

他在想一件事——刚才在韦格纳办公室里，韦格纳说“你跟着我干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这个数字他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

二十多年是什么概念？

一九一八年起义的时候，他最开始在鲁尔区的矿井下面推矿车，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记得三百零四高地的那个晚上。

天很冷，风很大，他跟着队伍往上爬，手里攥着一把步枪。

枪膛里当时只剩下三发子弹了，他舍不得用。

他记得他旁边有个战友，姓什么他忘了，爬了一半被流弹打中了，倒在他脚边，嘴里吐着血沫子。

他蹲下去看了一眼，那个战友已经没气了。

他把战友的眼睛合上，站起来，继续往上爬。

他当时想了一件事——我可能也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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