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

他看向詹金斯，

“你提到想看看一种不同的经济如何运行。

在德国，它已经运行起来了；

在法国，你或许能看到它如何在一片混乱中挣扎着诞生，或者……失败。

这对我的报道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能说明问题。”

玛丽抱着睡着的女儿，担忧地问：

“可是，斯诺先生，这里安全吗？

听说巴黎经常有罢工和冲突。”

“我会小心的。”

斯诺对她点了点头，

“作为一名记者，观察冲突和变化本就是我的工作。

而且，我想亲眼看看，法国的共产党人——他们和德国的同志既有联系，又据说走的是略有不同的道路——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行动的。

这或许能帮我更好地理解，德国的模式是特例，还是具有可复制性的。”

米勒耸耸肩，他是个务实的人：

“好吧，你是记者，你有你的道理。

我们只想尽快找到份踏实工作。

祝你好运，先生，希望你能看到你想看的。

也许等你到了柏林，我们还能见面——如果我们真能在那里站住脚的话。”

他伸出手，和斯诺用力握了握。

詹金斯则若有所思地看着斯诺：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斯诺先生。

这很勇敢，也很有见识。

我们像是急于找到避风港的难民，而你……更像是个探险家，保重，希望你的观察能有价值。”

说罢，他也与斯诺握手道别。

霍根和玛丽也向斯诺表达了祝福。

看着他们走向那条通往德国的队伍，斯诺心中有一丝复杂的情绪。

离开勒阿弗尔，斯诺乘火车前往巴黎。

一路上，窗外的景致逐渐印证了斯诺听闻的法国困境。

许多工厂烟囱没有冒烟，田野间看着似乎有些疏于打理，火车途径的小镇也显得格外萧条。

这里的情形让斯诺想起了之前在美国中西部看到的破产景象一样，带着疲软。

火车缓缓驶入巴黎，斯诺首先抵达的是巴黎右岸，资产阶级和政府控制的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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