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

阿姆斯特丹，东区。

一栋建于上世纪末的老建筑里面，几十个人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他们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党员，也有头发花白的老同志。

阿尔伯特·费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鲁尔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国，在柏林的工厂里当过工人，在夜校里面教过书，在街头和工人们聊天。

他见过德国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见过工人从奴隶变成主人。

现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这间破旧的仓库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样渴望改变的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

费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们，这是柏林的消息。

共产国际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渐进的时候了。

欧洲的局势已经变了。

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

我们也不能掉队。”

旁边的范德林登，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阿姆斯特丹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费恩同志，我们不是不想走。

是走不动。

实在是我们现在手头上的力量太弱、太分撒了。”

听到这话的费恩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张手绘的荷兰地图前。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从德国回来吗？”

他指着地图上的阿姆斯特丹。

“因为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在去世前告诉我：时机到了。”

“我在德国待了十四年。

我看着德国同志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们也用了不断的时间才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

我们呢？

我们才刚开始。”

“可是，现在确实不一样了。”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这是柏林来的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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