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秋雨，下了三天没停。

不是基隆那种横着走的暴雨，也不是台北那种缠绵的细雨，是带着赣地特有湿冷的绵密秋雨，像一层化不开的哀愁，罩着这座刚刚经历过血与火的老城。

沈砚之站在福音医院后院的灵堂前，身上的军装还沾着牛行车站的硝烟和泥点，左臂的伤口只是简单包扎，血水渗出来，和雨水混在一起，在袖口凝成暗褐色的硬痂。

灵堂简陋。

北伐军刚克南昌，百废待兴，连口像样的棺材都难找。

程振邦的遗体停在院中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身上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是总司令部特批的，以彰其功。

但没有党徽，也没有将星，只有一面旗，和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那是他刚从山海关打出来时穿的，打了十几个补丁，肩膀处还留着当年在冀辽战场上被清军刺刀挑开的裂口。

沈砚之掀开帘子走进去。

棚子里点着白烛，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的线香和福尔马林混合的气味。

程振邦静静地躺在门板上，脸色比烛光还白，嘴唇却微微抿着，像是在睡梦中还在琢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他的右手放在胸前，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一枚山海关的城砖碎片，沈砚之当年攻破城门时，掰下来送给他的。

他一直带在身边，从山海关到南京，从云南到江西，走了整整十五年。

“军长，您臂上的伤……”副官想上前，被沈砚之抬手止住。

他走到程振邦身边，缓缓蹲下。

膝盖砸在泥地上，溅起一小片水花。

他伸出没受伤的右手，轻轻掰开程振邦攥得死紧的手指，把那枚城砖碎片拿出来，攥在自己手心。

砖屑扎进掌纹，有点疼，但比起心里的空，这点疼算不了什么。

“振邦，”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山海关的雪，我替你看了。

今年冬天，咱们就能打回去。”

灵堂外传来脚步声，是赵北溟。

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色比棚子里的光线还沉。

“军长，总司令部来电。

白总指挥对程副军长的牺牲深表哀悼，但……”

“但什么？”

“但军情紧急，牛行大捷后，孙传芳残部沿南浔线向北溃退，九江守备空虚。

总司令部命令，我部稍作休整，即刻北上，追击残敌，攻克九江，直取安庆。”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把那枚城砖碎片小心地放进自己胸前的口袋里，贴着心口。

他站起身，走出棚子。

雨丝打在脸上，冰凉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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