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九月，武昌城下。

秋雨连绵，将城外的战壕灌成了泥水沟。

沈砚之蹲在掩体后面，后背贴着湿冷的土墙，手里的望远镜镜片蒙了一层水雾。

他擦了一把，又举起来看。

武昌城头，北洋军的旗帜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城墙上的守军已经三天没有换防了。

“司令，程师长那边来人了。”

沈砚之回头。

传令兵浑身泥浆，嘴唇冻得发紫，手里攥着一卷湿透的电报。

沈砚之接过来，展开。

电报上是程振邦的字——“已克贺胜桥。

明日拂晓前抵达武昌南门。

届时两面夹击，破城在此一举。”

沈砚之把电报折好，揣进怀里。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参谋们，目光扫过一张张被雨水泡得发白的脸。

“程师长明天到。”他的声音很平，“今晚休整，擦枪，备弹。

拂晓总攻。”

众人散去。

沈砚之没有动。

他靠在土墙上，闭着眼。

雨滴从掩体的顶棚缝隙落下来，打在他脸上，凉得刺骨。

他想起一个月前程振邦来电报说“我要打头阵”时的语气，那种不容商量的豪爽，和二十年前在辽西草原上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

那时候程振邦还是个骑兵营官，骑着匹枣红马从远处跑来，翻身下马，靴子上的马刺叮当响，冲他抱拳：“沈兄！

久仰！”

那声音，震得草原上的云都散了三分。

如今那声音在电报上只剩几行潦草的字。

可字里行间，沈砚之听得出那股子劲儿还在。

程振邦打仗从来都是打头阵，北伐以来从汀泗桥到贺胜桥，一路冲在最前面。

别人劝他坐镇后方，他把眼一瞪：“当兵的躲在后面，让谁往前冲？”

沈砚之劝过他。

上个月在咸宁碰面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程振邦左臂上缠着纱布，血渗出来，在纱布上洇开一朵暗红的花。

他说“你悠着点”，程振邦哈哈一笑，拍着胸脯说“这点伤算什么，等进了武昌城，你请我喝好酒”。

那顿酒，还没喝上。

当晚，沈砚之没睡。

他坐在掩体的弹药箱上，就着一盏马灯翻看程振邦这些年写来的电报和信件。

最早的一封，是民国五年护国战争时从川南寄来的，信纸已经发黄，边角卷曲。

信上只有三行字——“沈兄，蔡将军病重，护国军群龙无首。

你那边情况如何？

实在撑不住就来川南，我这有酒有肉。”

落款是“弟振邦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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