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试验田的番薯长势喜人。

张老三每隔五天送一次报告——当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识字，是赵世卿派的人替他记的。

报告很简单，就几句话：番薯藤蔓已经爬满了垄面，叶子比巴掌还大，绿油油的一片，远看像是铺了一层绿毯子。

根部的小疙瘩已经长到了鸡蛋大小，挖出来掂了掂，沉甸甸的。

我看着报告，心里高兴，觉得是时候往前推一步了。

五月初六，我下了一道旨意——在京畿地区选五个县，试点推广番薯种植。

旨意写得很清楚：每县拨荒地一百亩，由官府提供番薯种苗，招募农户自愿种植，秋收后按产量给予奖励。

旨意是我亲自拟的，每个字都斟酌过。

我特意在里面加了两个字，还加了一句不得强迫百姓，不得摊派任务。

我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我错了。

我严重低估了大明朝地方官的执行力——准确地说，是他们把好事办成坏事的能力。

五月底，第一份弹劾奏折到了。

是御史刘光祖上的，弹劾大兴县令周文昌。

奏折上说，周文昌接到推广番薯的旨意之后，雷厉风行，令全县农户尽拔稻秧，改种番薯，违者杖二十。

我看到这里，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

尽拔稻秧？

我把奏折往桌上一拍，啪的一声脆响，朕说的是一百亩荒地，他把全县的稻子都拔了？

王福站在旁边，缩了缩脖子，不敢吭声。

我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下看。

刘光祖写得很详细——周文昌不但让农民拔了稻子，还规定每户必须种五亩番薯，种不够的罚银子。

农民们叫苦连天，有的跪在田埂上哭，说稻子都已经插下去了，拔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周文昌不管，说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就是抗旨。

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

王福。

奴婢在。

大兴县离京城多远？

回万岁爷，骑马半天就到。

让赵世卿去查。

我说，查清楚了回来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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