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放出去三天，鱼就上钩了。

十一月初四，成国公朱应桢递了一份奏折。

成国公是大明朝最老牌的勋贵之一，祖上是跟着太祖打天下的，世袭罔替，传到朱应桢已经是第九代了。

这个人我见过几次，四十多岁，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人。

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像个弥勒佛。

但弥勒佛也会急眼。

他的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两千多字，引经据典，文采斐然——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他那个文化水平写不出这种东西，八成是请了幕僚代笔。

核心意思就一条：商税不能改。

理由呢？

说得冠冕堂皇——祖宗之法不可变轻徭薄赋乃仁政之本商税过重则商人凋敝，商人凋敝则百姓受苦。

我看完之后，差点笑出声来。

成国公什么时候开始关心百姓了？

他关心的不是百姓，是他自己的钱袋子。

沈炼的情报网早就查清楚了——成国公府暗中参与走私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

他们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几个白手套商人操作。

这些白手套商人在福建和广东都有船队，走的是不交税的私货航线，每年的利润至少几十万两。

这些利润的大头，进了成国公府的账上。

商税改革一旦推行，统一关税、取消杂税、设立海关衙门——走私的成本会大幅上升，利润会大幅下降。

成国公府的财路，就断了。

所以他急了。

十一月初五，第二份奏折来了。

定国公徐文璧。

定国公也是老牌勋贵，祖上是徐达。

徐文璧这个人比朱应桢精明一些，奏折写得更含蓄，没有直接说商税不能改，而是说改革宜缓不宜急，宜渐不宜骤。

意思是一样的——拖。

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皇帝失去耐心，拖到朝堂上的反对声越来越大，拖到改革不了了之。

十一月初六，第三份。

英国公张元功。

十一月初七，第四份。

武定侯郭应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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