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二月二十三。

春天真的来了。

御花园里的梅花开了，白的粉的红的，一树一树地挤在一起，远远看去像是打翻了颜料盘。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花香，混着泥土解冻后潮湿的气味，闻着让人精神一振。

但我没心思赏花。

今天下午，内阁次辅沈一贯递了一份密折，说有要事面奏。

沈一贯这个人，我一直在观察。

他是浙江人，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在翰林院熬了十几年，去年才被我提拔进内阁。

此人不像申时行那样滑不溜手，也不像王锡爵那样刚直，他的特点是——脑子活。

非常活。

活到有时候让我觉得他不像一个明朝人。

我在养心殿见了他。

沈一贯进来的时候，脚步不快不慢，行礼的动作很标准，但不卑不亢。

他穿着一身绯色官服，身材偏瘦，脸上带着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清癯，但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年轻人的锐气，是一种精明的、算计过的亮。

臣沈一贯，叩见陛下。

起来吧。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你说有要事面奏，什么事？

沈一贯站起来，从袖子里掏出一份折子，双手呈上。

王福接过来，转呈给我。

我打开看了一眼。

然后我的手停住了。

折子的标题是——《请设官办钱庄疏》。

我抬头看了沈一贯一眼。

他站在那里，面色平静，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攥着袖口——他在紧张。

你先说说。

我把折子放下，朕听听你的想法。

沈一贯清了清嗓子，开口了。

陛下，臣这些日子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开海禁之后，关税收入大增，商贸日益繁荣，这是好事。

但臣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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