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一年十月，深秋。

我的身体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了。

不是突然垮掉，是一点一点地、不可逆转地衰退。

像一座老房子，今天掉一片瓦，明天裂一道缝，后天漏一处雨。

每一处都不致命，但加在一起，你知道这房子撑不了太久了。

腿先出了问题。

左腿的膝盖疼得厉害，走路一瘸一拐的。

太医说是骨节老化，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热敷缓解。

然后是胃。

吃什么都不太消化，稍微吃多一点就胀得难受。

饭量从原来的两碗减到了一碗，再减到半碗。

王福急得不行，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

太上皇，今天炖了您最爱的鸡汤，喝一碗吧。

喝不下。

那喝半碗？

喝不下。

那……喝两口？

行吧，两口。

两口鸡汤下去，胃就开始抗议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身体在关机。

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关闭。

先关不重要的，再关重要的，最后关最核心的。

工程师的思维，连面对死亡都在用系统论。

但我不怕。

该怕的时候已经过了。

现在只剩下等待。

等待的日子里，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不是我主动去注意的——我已经不管朝政了。

是常洛偶尔来请安的时候，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

第一件事：欧洲总督区的人事变动。

父皇，法兰西总督区的副总督换人了。

常洛有一天随口提了一句。

谁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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