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二年八月。

我死后五个月。

如果魂魄真的存在，如果我真的还飘在紫禁城上空看着这一切——那我看到的，是一个表面平静、内里翻涌的天下。

八月的北京还是热的。

蝉鸣稀了，但没有断，吱——吱——地叫着，有气无力的，像是夏天最后的挣扎。

紫禁城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护城河的水面上漂着几片枯荷叶，水底的鱼偶尔翻一下身，地溅起一朵小水花，然后又沉下去了。

联邦的机器还在运转。

税还在收，兵还在练，官还在当，路还在修。

从表面上看，太上皇的驾崩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联邦就像一台设计精良的机器，即使拔掉了最核心的那颗螺丝，短期内还能靠惯性运转。

但螺丝拔掉了就是拔掉了。

惯性会耗尽的。

八月，第一个信号出现了。

欧洲议会——这是我在位时设立的，作为欧洲各总督区的协商机构——联合提案，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权。

提案的内容很具体：

一、各总督区有权自行制定地方税率，不再执行联邦统一税率。

二、各总督区有权自行任命副总督及以下官员，不再需要中央批准。

三、各总督区有权保留一定规模的地方武装，用于维护地方治安。

这三条，每一条都在挖联邦的根基。

税率自主——意味着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人事自主——意味着中央失去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

武装自主——意味着中央失去了对地方军事的控制。

三条加在一起，就是事实上的独立。

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

用的是。

自治听起来温和多了。

但本质是一样的。

常洛看到这份提案的时候，据说沉默了整整一刻钟。

一刻钟里，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蜡烛芯燃烧的声。

侍立在旁的太监大气都不敢出，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打破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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