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崎市国立医院，第一手术室内。

伤者掘川弘一，男，五十二岁，小型货车司机，骨盆挤压伤，腹腔出血，左下肢开放性骨折。

这种伤势，不可能等到家属来签字的。

而且————

在1995年，医疗现场仍然笼罩在深度威权主义的阴影下。

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并没有想像的那麽重。

尽管这一年厚生省开始推动医疗改革，但现实是，医局制度依然维持着绝对的家长式医疗。

意思是，医生说什麽就是什麽。

尤其，在车祸造成的急性大出血或脏器破损面前。

根据《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和刑法中的「紧急避难」原则，医生有义务为了挽救生命采取必要措施。

森本信介站在腹部一侧，手里拿着止血钳。

尽管再怎麽不愿意，但整个人已经被这第一台真正的重症外伤推到了台前。

他只想把两周安稳撑过去啊。

不出错。

不背锅。

不让群马大学在第一轮就被筑波和独协看笑话。

但堀川弘一没有给他这种余地。

本地的麻醉医在汇报着患者基本信息。

「收缩压五十八。」

「红细胞浓缩液第二袋已经上了，新鲜冷冻血浆还在路上。」

「尿量没有。」

寥寥几句，就已经说明了形式的严峻。

「开腹。」

森本信介说完，腹部切口已经继续向下。

他带来的专门医大泽健一，立刻拉开切口。

血从腹腔里涌出来。

不是一点。

是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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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足够让普外科医生瞬间明白，这不是普通腹痛，也不是普通脾破裂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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