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干休所管理处的会议室不大，两排折叠椅面对面摆着，中间搁一张长桌。

桌上铺着周卫国连夜整理出的案件通报材料，白纸黑字码了十二页。

刘处长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开始打颤。

他五十多岁，在干休所管了十来年后勤行政，大小事务经手无数，唯独没见过这种阵仗。

“三十七份？”他把材料放下，又拿起来，盯着那行数字看了三遍。

“我们干休所就有四份？”

周卫国站在桌侧，公文包搁在椅背上。

“四份。

雷定远同志，张振国同志，刘建民同志，王志远同志。”

刘处长的嘴唇哆嗦了两下。

张振国和刘建民的名字他太熟了，一个是三九年入伍的老八路，去年秋天走的。

另一个更早，前年开春没的，追悼会上他还念的悼词。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革命，老功臣.

.

.

.

.

.”

“其中两人已经去世。”周卫国翻开附页。

“遗嘱在他们去世前三个月伪造。

如果不是陈同志发现雷定远同志的异常情况，房产就要按这份所谓的遗嘱走过户程序了。”

刘处长的椅子往后蹭了半寸。

他想起去年冬天，张振国的儿子来办房屋继承，说有人打过电话问院子卖不卖。

当时他还骂了那小子一顿，说谁敢打军属房产的主意。

原来真有人敢。

不是打主意，是连遗嘱都替人写好了。

陈大炮坐在角落的折叠椅上，两手搁在膝盖上，没有翻面前那份材料。

里面的内容他比谁都清楚。

刘处长转向他。

“陈同志，您是怎么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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