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九，上午。

琴屿的年早过完了，街上的灯笼摘了大半，剩下几个没来得及收的，纸糊的壳子塌了半边，在檐下晃。

城西老街的铜铺八点开门。

郝师傅生了炉子，把一摞铜片码在案子上，眼睛时不时往街上带一下。

蓝若兮在斜对过的杂货铺里坐着，面前一碗茶，已经凉了。

早上郝师傅跟她说过一遍：灯照原样做，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为什么三天？”她问过。

“三天，够你们把该问的问完。”

九点半以后，街上人多了。

卖菜的挑子、送孩子的自行车、推着车收废品的，从铺子门前一个一个过去。

十点过十分，一个人停在门口。

五十来岁，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胳膊上搭着一个布包，人站得很直。

“师傅，打灯。”

郝师傅抬起头。

“打什么灯？”

“圆肚的，一尺来长。”

“刻字不刻字？”

“不刻。”

郝师傅从案子底下摸出一盏旧灯，搁在台面上。

“照这个样？”

老人低头看了看，用手指在灯肚上摸了一圈。

“就这个样。”

“多久要？”

“越快越好。”老人说，“我等着。”

“三天。”郝师傅说，“三天来取。”

“三天。”老人重复了一遍。

他没走，往炉子那边站了两步。

“这炉子火候好。”他说，“烧的什么？”

“焦炭。”

“焦炭好，烟小。”老人说，“紫铜吃不住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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