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休所出来，林默刚上车，手机就响了，是个陌生的固定电话。

接起来，那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压着嗓子问：“是林默吗？

我是老吴，吴拴柱——当年给赵山河当司机的。

听说你在查四十年前林建军的案子，我有话要跟你说。”

林默猛地坐直身子，指尖无意识地扣紧了真皮座椅。

车厢里还残留着干休所院子里栀子花的香气，此刻却瞬间被扑面而来的线索冲得烟消云散：“吴大爷，您在哪儿？

我现在就过去找您。”

按照电话里报的地址，林默开车穿过大半座城，越走街面越旧，最后拐进了城边一个八十年代建的老旧小区。

楼体墙皮大块脱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单元门的铁皮扶手锈得掉渣，吴拴柱已经颤巍巍地站在单元楼门口等着了。

七十多岁的老头，背驼得厉害，整个人缩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里，露出的脖子上布满老年斑。

看见林默的车过来，他赶紧抬起袖子擦了擦手，远远就招了招手，不等林默下车，就迈着小步凑过来，拉着他的胳膊往楼上走。

楼梯间没有灯，阴潮的霉味混着煤球烧过的灰味直往鼻子里钻。

吴拴柱走得急，喘得呼呼响，上到三楼掏钥匙开门时，手都在抖。

进了屋，他第一件事就是反手带死门，又蹭着脚步走到窗边，把两幅厚布窗帘全拉上——屋子里瞬间暗了下来，只有客厅吊灯透出一点昏黄的光，落在掉漆的木质家具上。

他这才背靠着窗台，喘着气小声说：“我躲了四十年，实在忍不住了。

昨天去菜市场买菜，听见以前公安局大院的老邻居说，赵山河停了你的职，还扣了你的案子——我就知道，再不说，这些事就要带进棺材里了，到了地下都没脸见正峰同志。”

“吴大爷，当年您是赵山河的贴身司机，林建军牺牲那天，赵山河的行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官方报告上说他那天在郊区开治安工作会议，对吗？”林默掏出父亲留下的那个磨得起毛的蓝皮笔记本，捏着钢笔的手稳稳放在纸面上，笔尖对着空白页，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吴拴柱。

吴拴柱叹了口气，慢慢蹭到沙发边坐下，枯树皮似的手反复摸着膝盖上的补丁，喉结滚了半天，才缓缓开口：“哪是什么开会啊？

那天早上天刚亮，赵山河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开车去他家门口等他，说要送他去老码头见周正雄。

那时候我就纳闷：周正雄那时候在市里做水产买卖，赵山河是局里的副局长，他见周正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去局里，还要大清早偷偷摸摸绕路走？

我那时候不敢问，只能开着车往那边走。

走到离三角仓库还有两里地的芦苇荡边上，他就让我停车，说前面路窄，车开不进去，让我在原地等他，说约好了一个小时后回来接。”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林默笔尖一顿，抬眼问道，心脏已经悄悄提了起来。

“哪里等得到一个小时？”吴拴柱的声音抖了一下，皱纹里全是压了四十年的惶恐，“半个多小时吧，他就顺着芦苇荡走回来了。

我老远就看见他裤腿上沾了不少泥，袖子上蹭了血——那血颜色鲜得很。

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下车给他开门，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脸黑得像铁，说刚才走芦苇荡绊了一跤，碰破了手，转头就从兜里摸出五十块钱塞我口袋里，说让我出去别乱说话，半个字都不能提……”今天来老码头的事。”

吴拴柱喘了口气，端起桌上凉透的搪瓷缸喝了口水，指节因用力而泛着白：“回去之后刚进局大门，他就让我去内勤室改行车记录，硬要我写那天全天拉着他去郊区开治安会。

那时候我一家五口都指着我这点工资过活，小儿子刚顶了我爹的缺进面粉厂上班，赵山河放了话——要是我敢写错一个字，就说我儿子政审不合格，把他工作开了，让我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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