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养老院的庭院深处，几株老银杏树的叶子在夜雨的冲刷下，绿得发黑，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和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雨打梧桐的闷响，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压在人胸口。

护工张婶坐在回廊的长椅上，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旧蓝布包裹的包袱——那是刘志强在养老院的全部遗物。

她枯瘦的手指反复摩挲着包袱一角露出的搪瓷杯，杯身上“先进工作者”五个红色字迹早已褪色，边角处磕出的缺口像一道凝固的伤疤：去年冬天刘志强摔在冰面上时磕的，当时他还笑着说“老骨头不经摔，跟这杯子一样，都是旧物件了”。

“刘法医……哦不，刘大爷来的时候是2018年秋天，”张婶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还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话不多，整天搬个小马扎坐在窗边看报纸，《法制日报》《公安报》，一坐就是一下午。

眼神儿不太好，报纸拿得离眼睛特别近，嘴里偶尔还念念有词。

有一回我听见他说‘刀伤角度不对’，吓我一跳，还以为他犯糊涂了。”她叹了口气，眼角堆起的皱纹里似乎藏着许多未说出口的话，“偶尔会对着一张用塑料皮小心包好的照片发呆，一看就是老半天。

我们问起，他就说是等儿子回家。

照片上那小伙子穿着警服，看着挺精神，我们都以为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忙，直到警察同志您来，才知道……那照片是二十年前的了，他儿子……唉……”张婶的声音哽咽了，她用粗糙的围裙擦了擦眼角，指腹蹭过围裙上磨出的毛边，“他总说‘欠的债早晚要还’，‘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我们都以为是上了年纪的人说糊涂话，现在想想……那些话里，怕是都藏着事儿啊。”

林默蹲下身，接过张婶递来的刘志强入住登记表。

纸张边缘已有些卷曲，上面的字迹是刘志强自己填写的，一笔一划透着法医特有的严谨，连数字都像用尺子量过般工整。

家庭住址一栏写着“本市老城区”，具体门牌号被墨点覆盖；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则是一片刺目的空白。

林默指尖划过“空白”处，能摸到纸张被笔尖反复划过的凹痕——他当年填写时，一定犹豫了很久。

“张婶，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定期来看他的人？

比如老同事、亲戚，或者……医生？”

张婶歪着头想了想，花白的头发随着动作轻轻晃动，发间别着的旧发卡泛着铜绿：“亲戚一个也没有。

同事……好像也没见过。

倒是有个姓赵的医生，每个月都会来给他做体检，说是社区安排的。

但刘大爷身体硬朗，除了高血压没什么大病，我们都觉得奇怪，哪有社区医生每月都上门的？”她顿了顿，像是想起什么重要细节，眼神突然亮了一下，又迅速黯淡下去：“对了！

就在火灾前三天，赵医生还来过，比平时待的时间长。

走的时候脸色难看得很，眉头皱得紧紧的，好像跟刘大爷在屋里吵了一架，声音不大，但能听出火气。

刘大爷送他到门口，说了句‘你好自为之，别把自己搭进去’，赵医生回头瞪了他一眼就走了。

那天晚上，刘大爷房间的灯亮到后半夜。”

“赵医生叫什么名字？

您还记得是哪个医院的吗？”林默追问，指尖在登记表的空白处轻轻敲击，发出“叩叩”的轻响，在寂静的回廊里格外清晰。

“名字……好像是市一院的，叫赵……赵立伟？

对，应该是赵立伟，名片我好像见过，后来找不到了。”张婶努力回忆着，忽然拍了下大腿，“他左手虎口有个疤！

像个月牙儿，上次给他递水杯时看见的，特别明显。”

苏晴立刻拿出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快滑动，雨水打湿的发梢滴下的水珠落在屏幕上，她毫不在意地抹了一把。

“市一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赵立伟。”她念出搜索结果，瞳孔骤然收缩，“更关键的是，他2003年曾在省厅法医中心实习，指导老师是……李建国。”苏晴抬起头，目光与林默相接，两人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李建国是“7·19案”专案组的外围成员，负责部分证物的初步检验，三年前因“意外”坠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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