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办完之后的半个月，是林默人生中最漫长的半个月。

市局和纪检委联合成立了复核组，重新审定林正国当年的案件。

复核组的人他大多不认识，从省厅和纪检委抽调的，按照回避原则，本局的人不参与复核。

林默把所有的调查报告、证据材料、物证清单都交了出去，装了整整两个档案箱，箱子是铁皮的，提手磨得发亮，一看就是用了多年的老家伙。

交接的时候，负责接收的纪检干部拍了拍箱子盖，铁皮发出空洞的咚咚声，犹如在敲一面空鼓。

然后就是等。

等待是最煎熬的，比查案还煎熬。

查案的时候至少有事做，有方向跑，有线索追，脑子里恍若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等待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看窗外发呆，看秋天的树叶一片一片地变黄、变红、变褐，然后被风吹下来，打着旋儿落在地上，好比一封封迟到的信，寄信人是时间，收信人谁也不是。

第二位受害者的解剖报告出来了。

周清把报告分发下去，和第一位相比，致命伤的位置几乎一致，都在左胸，刀刃角度从左上到右下。

赵刚翻了翻报告：同一个人干的？

极大概率。

周清推了推眼镜，而且凶器应该是同一把，宽度约两厘米，单刃。

林默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在升级。

苏曼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塞给他一堆旧案卷宗让他整理。

可他翻了两页就走神了，眼睛盯着卷宗上的字，脑子里转的却是父亲的事。

复核组会怎么定性？

会恢复因公牺牲的待遇吗？

还是维持原判？

每一种可能都好比一根绳子，拽着他的心往不同的方向拉。

半个月后，结论出来了。

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朝南的位置，阳光很好，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垂下来像一道绿色的瀑布，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局长把复核结论放在他面前，那份文件只有三页纸，可林默觉得它比他抱了一路的铁皮档案箱还重。

心里沉甸甸的，不是疼，是那种被填满了的坠。

他用手按了按胸前，没什么用。

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可那个坠感一直在，泛着个没打完的结，松不开也扯不断。

记忆是碎片化的，不连贯，像被人打碎了又随手粘起来的镜子。

有些画面清晰得刺眼，有些模糊得只剩一个轮廓。

父亲的背影，母亲的手，老房子的门牌号，它们在他脑子里闪一下就灭了，留不住。

下午三点多的阳光从百叶窗缝隙里挤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道明暗交替的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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