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日头刚爬上东墙。

城西码头。

船挤得能踩着船帮从这头走到那头。

搬运工肩上扛着麻包，喊号的声音一浪压一浪。

桐油、鱼腥、湿麻绳的味道混成一股，糊在人脸上。

徐三从人堆里挤出来，肩上背了个空麻袋，脸上抹了灰。

他绕了三条街，走了两趟豆腐摊，才拐到码头上。

身后干净。

他抬头找旗。

第七条泊位。

一艘吃水很深的货船，桅杆上挂着一面褪色的青旗，旗角上绣着一个歪歪的“漕”字。

徐三走过去，脚踩上跳板。

跳板一晃。

“干什么的。”

船头蹲着个精瘦汉子，正在编绳。

头都没抬。

徐三从怀里摸出那块竹牌，两指夹着往前一递。

竹牌旧了，边缘磨得发亮，正面刻着一个“江”字，背面三道横杠。

那汉子的手停了。

他站起来,把竹牌接过去，翻过来看背面，又抬手在牌子边上摸了一下——摸那个只有漕帮人才知道的缺口。

“四爷的牌子。”他的语气变了，“找谁。”

“何五管事。”

“暗号。”

徐三伸手，在船帮上敲了三下。

快两下，慢一下。

那汉子把竹牌还给他。

“跟我来。”

两个人从码头东头绕到一排仓房后面。

仓房门开着半扇，里面堆着货，米、盐、还有捆成方块的粗布。

一个四十出头的汉子坐在货堆边的矮凳上，一身青灰短打,袖子挽到胳膊肘,腰间别着一根黄铜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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