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锦衣卫衙门的档案库里有一股陈年的霉味，混着墨和灰尘的气息。

陆绎翻到第三十七本名册时，手指停在了“叶逢春”三个字上。

字是工整的馆阁体，记录很简单：

“叶逢春，字叔阳，松江府华亭县人。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科举人，次年春闱不第。

父叶绍袁，曾任杭州府推官，早逝。

家道中落，弃文从商，往来闽浙，贩丝茶为业。

天启三年后行踪不详。”

陆绎合上册子。

一个中过举的读书人，放弃科举去经商，本就少见。

更少见的是，天启三年——正是晋王府开始试种红薯那年——之后，这个人就从所有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就这些？”他问站在一旁的南京千户沈炼。

沈炼四十出头，脸瘦得像刀削，说话也像刀砍：“不止。

属下查了码头、客栈、牙行的记录，叶逢春这三年进出南京十七次，每次停留不超过五日。

落脚处都是同一家客栈——三山街的‘悦来居’，每次都住天字三号房。”

“客栈老板怎么说？”

“说叶先生是个怪人。”沈炼回忆着客栈老板的话，“每次来都带几口大箱子，锁得严实。

白天出门，夜里才回，房间里常有药味。

老板有次送热水，瞥见他桌上摊着些奇怪的图，画的都是…庄稼叶子。”

陆绎起身：“去悦来居。”

三山街是南京最热闹的商街，悦来居就在街尾，门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净。

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见锦衣卫上门，腿都软了。

“天字三号房，叶先生住的那间，一直空着？”陆绎问。

“空、空着。”老板擦汗，“叶先生上月来住过两日，走时说下月还来，让留着房…”

“他上月来，见了什么人？”

“这个…小的不敢多问。

但叶先生到的那天下午，魏国公府的徐管事来过，在房里谈了半个时辰。

走时…徐管事脸色不太好。”

“吵了？”

“听不见吵，但徐管事走时把门摔得很响。”老板压低声音，“后来叶先生一个人喝闷酒，喝到半夜，小的去送醒酒汤，听见他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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