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在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针对玉米特定基因进行定向改造，目标是提高该品种的耐旱性。

目前己经获得了若干编辑株系，正在做表型评价。

其中有一组株系的耐旱性表现比较突出，但存在一定的生长延迟现象。”

邓鸿奎听完之后没有马上回答。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搁着，指尖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数据。

“生长延迟和耐旱性之间的关联，做了相关性分析没有？”

“做过初步分析，但样本量还不够大。”

“先扩大样本量，再决定是继续往下推进还是回调方案。”

“耐旱性必须稳定，与正常生长状态之间的平衡不能偏离太远，这个方向才有实际价值。

样本量足够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接下来是一位女教授，西十多岁，语速中等，讲到一半的时候，邓鸿奎忽然抬手示意她停一下。

“等一下。”他抬起头，“你刚才说的那个数据，是来自你的第一次重复实验，还是做过重复验证之后的数据？”

“做过重复验证。”

“两次结果之间的变异系数是多少？”

“大概在百分之八到十之间。”

邓鸿奎没有再追问，只是点了点头：“那这个数据可以用。”

汇报继续推进，按顺序进行。

有人提到基因编辑中的脱靶效应，有人聊到耐旱性状的遗传复杂性。

邓鸿奎每听完一个汇报都会问一个问题。

有时候问数据来源，有时候问实验设计，有时候问样本量。

偶尔他会多说几句，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安静地听完。

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再抬头示意下一个继续。

而林晓则用好奇的目光观察着这场组会。

对他而言，这一切无疑是新鲜和好奇的。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实验室的组会，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这种规模的课题汇报。

汇报者从植物到动物再到微生物，方向跨度很大，但每个汇报的完成度和逻辑都很清晰。

每个课题都具有很强的研究前景，都有完整的数据支撑，研究思路层层递进。

方向明确，进度可见。

哪怕是在MIT。

他想起自己在之前课题组参加组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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