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工委和科学院之间的加密通讯链路打通之后，肖童童在首席顾问办公室的公报里加了一条备注：“跨部门数据共享不畅，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缺乏一个都能信任的中间协调机制。

首席顾问办公室可以充当这个中间人。”这条备注被秦正声用红笔圈出来，批了四个字——“正是如此”。

然而中间人的角色并不好当。

这条备注发出去不到一周，另一桩更棘手的案子就摆上了她的办公桌。

这次不是两个研究所之间的小摩擦，而是国安部和总参之间的数据共享僵局。

两个部门都是红盾系统的核心用户，都掌握着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情报数据，也都需要对方的数据来做综合威胁研判。

但问题在于——国安部的数据库里有大量涉及公民隐私的监控数据和情报来源信息，总参的数据库里则存着全军战略能源节点的部署参数和作战通讯协议。

双方都想从对方那里拿到关键数据来完成自己的研判模型，但谁也不肯先把自己的数据开放给对方——理由都很充分：国安部担心军队系统的人员审查标准不够严格，总参则担心国安的网络曾经被境外间谍组织渗透过。

这个僵局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双方多次开会协商，每次都因为信任问题不欢而散。

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里，一位上校和一位副局长在谈判桌上拍了桌子，不欢而散。

秦正声派了科技委两个协调专员去调解，结果一个被骂了回来，另一个干脆被晾在会议室外面干等了数小时。

肖童童把所有会议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分别给两边的技术负责人打了电话了解情况，然后花了半个晚上把双方的数据需求和安全顾虑整理成一张详细对照表。

她发现一个双方都没有注意到的事实：他们虽然互不信任对方的人员审查流程，但他们各自的量子密钥分发模块采购的却是同一个型号——都是红盾项目统一配发的标准模块，加密协议完全一致。

换句话说，数据的加密传输通道早就存在，缺的只是双方都认可的数据交换规则。

于是她提议在国安部和总参的数据库之间建一个技术隔离区，用红盾系统量子密钥分发模块的硬件级加密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数据交换规则由双方共同制定，隔离区的操作日志由她的办公室独立审计，任何一方都无权单独查看对方的原始数据，但有争议的操作记录可以追查到底。

方案递上去之后，秦正声亲自打了电话来：“思路很好，但让他们接受这个方案，需要你当面去说服他们。”他顿了顿，“你知道为什么我派去的协调员都被骂回来了吗？

因为谈判桌上坐着的不是两个部门，而是两套互不相让的规则。

你需要做的不是替他们解决技术问题，而是让他们自己找到答案——而你，提供那把能打开锁的钥匙。”

协调会定在周五上午，地点在国防科工委主楼六楼的新办公室隔壁——秦正声特意为她的首席顾问办公室配了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只有一张圆桌、几把椅子和一面电子屏。

圆桌的设计是她的主意——她说方桌有主次之分，圆桌没有，每个人坐下来的位置都是平等的。

她还让人在会议室角落里放了一盆绿萝，说绿色能让人冷静。

会议开始前，国安部代表——一位副局长和两个技术专家，以及总参代表——一位大校和他的情报分析团队，陆续走进会议室。

他们在圆桌两侧坐下，各自翻看面前的资料，互不交谈。

那位副局长和那位大校之间隔着两个空座位，仿佛那是一片雷区。

肖童童坐在圆桌正对着门的位置，旁边是秦世博——他今天穿着红盾项目组的工作服，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便携检测箱，里面装着一台刚从总部设备修复组调来的量子密钥分发模块样机。

秦世博现在已是总部老旧设备修复组的技术指导，手下带着几个年轻技师，但他听说今天的协调会需要用到一台老式模块做现场演示，便亲自拎着样机来了。

“今天请各位来，”肖童童开门见山，“是讨论数据共享的技术方案。

在讨论之前，我想先请秦师傅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