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兰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到的。

肖震山派了车去接，她从军区大院出发，一路上没说话，只是把那件枣红色的棉袄外套攥在手里，攥了一路。

车子在医院楼下停稳之后，她在后座上坐了一会儿，手搭在车门把手上，指节泛白，像在攒力气推门。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敢催。

过了大约半分钟，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下了车。

从停车坪到住院部大门那段路，她走得很快，腿脚比平时利索得多。

肖震山站在住院部一楼的大厅门口等她，看见她过来的时候迎了两步。

陈玉兰站定，仰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第一句话问的是：“他在几楼？”

“五楼。

特护病房。”

“精神怎么样？”

“早上吃了小半碗粥，苹果也吃了几块。

能认人，能说简单的字。

就是声小，得凑近了听。”

陈玉兰点了点头，把手里的棉袄外套叠了叠搭在臂弯上，跟着肖震山走进电梯。

电梯往上升的时候她盯着楼层数字，嘴唇抿得紧紧的。

到了五楼，走廊里的便衣和士兵看见她纷纷侧身让路。

陈玉兰没看任何人，径直往前走。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手搭在门把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肖震山站在她身后半步，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推开了门。

病房里，肖国华刚做完上午的康复评估，半靠在摇起的床背上。

他的面色比前几天又好了不少，颧骨不再那么嶙峋地支棱着，脸颊上有了一层薄薄的、正在往回长的血色。

听见门响，他的目光从窗外的银杏树冠上收回来，慢慢转向门口。

陈玉兰站在门槛上，看见儿子的那一瞬间，她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扶着门框的手猛地攥紧了木头边沿，指甲在漆面上刮出几道白印。

她没有立刻进去，就那么站着，看着那双正望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是清醒的。

不是她三年来在每一个探视日里看见的那种空洞的、像两口枯井似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光，有焦点，有辨认，有温度。

它们看着她，像很多年前肖国华放学回家推开门看见她在灶台前面忙活时那样，自然地、带着一点笑地望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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