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26日清晨，涪陵“临江客栈”的堂屋里已坐了不少食客，三柱刚端起碗糙米饭，就听见邻桌两个商人压低声音议论：“你还往重庆市区去？

傻啊！

国府在那儿，鬼子的轰炸机哪回不盯着市中心炸？

上个月我去重庆，刚进城门就遇着轰炸，半条街都炸塌了！”

另一个人连连点头附和：“就是！

要去也去周边县城，像长寿县就不错，离重庆近，又不是鬼子的主要目标，安全多了！”

这话像颗石子狠狠砸进三柱心里、他之前只想着重庆是国府临时首都，背靠大后方该是安稳的，却忘了鬼子也会盯着“要害”狂轰滥炸，当下放下碗筷快步回到房间，把听到的话跟张婉、苏婉清一说，两人几乎没有犹豫，立刻点头：“相公听你的！

安全最重要，咱们改道去长寿县！”

收拾好行李退了客栈，三柱在码头找了辆骡车、去长寿县没有直达卡车，骡车虽慢，却比徒步稳当，也能让抱着孩子的春桃少受些累，贾玉龙被春桃抱在怀里，小脑袋探出车帘，看着路边金黄的稻田，偶尔伸手去抓掠过车边的稻穗；春桃坐在车沿，时不时抬手帮孩子赶赶乱飞的苍蝇，苏婉清则靠在车壁上，难得闭目歇了会儿。

一路颠簸到傍晚，终于望见长寿县的城门，城头没挂青天白日旗，只悬着块斑驳的“长寿县”木牌，守军见他们是逃难的百姓，收了两块大洋便放了行。

进城后寻了家“长寿客栈”，房间比涪陵的更宽敞些，还带个小跨院。

夜里，三柱坐在桌边，跟家人商量后续打算：“明天我去县里打听打听，买个院子落脚，再找处合适的地方开工坊，往后咱们就在这儿安顿，还能接着熬疡炎灵液，给前线送过去。”张婉点点头，从贴身布包里掏出一沓法币和几块大洋：“钱都在这儿，你看着花，别太省，尽量买个宽敞点的，往后爹娘和师父来了也住得下。”

第二天一早，三柱先去了县衙。

县长是个五十来岁的本地汉子，听说他不仅要买房置地，还想办工坊带动生计，立刻来了精神：“你这是来给长寿县添活力啊！

好！

我让警察署的人带你找房子，城外五里地还有个地主的庄园，那地主早跑重庆了，庄园空着正好当工坊，连带二百亩田地，既能种粮食自给，也能辟块地种些草药，我给你算实惠点！”

跟着警察署的人去看房，三柱一眼就相中了城南的一处三进院青砖墙黑木门，天井里立着棵老桂树，枝桠繁茂，堂屋宽敞明亮，两侧厢房加起来有十余间，足有近三百平，足够一大家人住。

警察署的人笑着介绍：“这院子之前是个绸缎商的，他举家迁去重庆了，开价一千三百大洋，你要是诚心要我帮你跟他通个气，一千大洋就能拿下，不少了。”

三柱看这院子位置好、格局也合意当场拍板：“就它了！

麻烦你帮我联系屋主，今日便办手续。”

接着去看城外的庄园，离县城五里地，原是地主的产业，有正屋、厢房，还有个能容下几十人的大院子，加起来足足一千平方，院墙修得高大结实，私密性好，正适合做熬药的实验室。

县长亲自陪着过来，拍着胸脯说：“这庄园连带二百亩田地，原本要八百大洋，你办工坊能雇县里的人，算你六百大洋，法币结算也成！”三柱闻言满意，当天便办妥了两处地契，把院子和庄园都定了下来。

拿着地契赶回客栈，三柱迫不及待带着家人去看新府邸。

推开厚重的黑木门，桂花香扑面而来，张婉望着天井里的老桂树，眼里满是欢喜：“这院子真好，比上海的石库门宽敞多了，孩子们也有地方跑了。”苏婉清走进西侧厢房，摸了摸通透的窗棂：“这间当实验室正好，通风好，还安静，不会扰着旁人。”贾玉龙挣脱春桃的手，在天井里追着蚂蚁跑，春桃则笑着跟在后面，伸手拂去角落里的积灰，一派温馨热闹的景象。

安顿好住处的头绪，三柱带着家人上街采购买了崭新的被褥、锅碗瓢盆，还扯了几匹棉布，打算给春桃和孩子做新衣服。

街上的商铺比预想中齐全，有卖粮食的，有卖布料的还有专卖药材的老铺，比在上海法租界看人脸色的日子踏实多了，三柱特意在药铺停留许久，黄连、金银花这类常用药材都备了不少，唯独三七价格不菲，他也咬咬牙买了几斤，存着日后熬药用。

采购完往回走，路过街角时，见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蹲在路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面前摆着块木牌，上面写着“资深管家，熟稔庶务，求份活计”。

三柱停下脚步，俯身询问道：“你是做管家的？

之前在哪府上做事？”

汉子抬起头，眼里满是疲惫，却仍透着几分礼数：“鄙人林俊、在重庆大户人家做了几十年管家，主家上个月遭了鬼子轰炸，人没了，家产被亲戚哄抢，我们这些下人没了活路，才逃难到长寿县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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