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收报机的耳机里还是一片正常的底噪声，但随着磨电机的转速逐渐升高，耳机里猛然爆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高频尖叫声，声音尖锐到连站在几米外的赵刚都皱了一下眉头。

陈靖宇把耳机摘下来，放在工作台上，耳机里的尖叫声在安静的环境中依然清晰可闻。

他又把收报机拿到了工坊门口，让一个战士搬到工坊外约三十米的一棵槐树下面重新开机，耳机里的尖叫声略微减弱了一些，但仍然压住了所有正常的信号接收。

他又测试了三四次，确认在干扰机附近的收报机完全无法收到任何有效信号，本地的所有短波接收在一片刺耳的尖叫声中彻底瘫痪。

测试结束之后，陈靖宇把干扰机从工作台上小心翼翼地搬下来。

他把干扰机连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固定在一块用木板和角铁做的底座上，用帆布带捆扎牢固，然后在底座边缘用白漆写了一行小字：“开机前先摇发电机，停机前先关发报机。”

接下来是关于干扰时序的安排。

他在团部的作战会议上把干扰机的使用方案摊在桌面上，说明得很清楚：战斗中每次干扰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时间太长，机器的电子管会过热烧毁，而且长时间的干扰会让日军反应过来，换频段或者调整通讯方式。

干扰一开，必须趁日军各中队失去联络、指挥瘫痪的那个窗口期，立刻发起快攻，用最短的时间把敌人压垮。

李云龙听完之后没有多说什么，只点了一下头，在烟袋锅上摁灭了一个烟头：“你说什么时候开，老子就什么时候冲。”

丁伟的新一团被调来负责外围打援。

通讯协调的问题因此在会议中被提出，干扰机一旦开机，不仅日军的通讯会被阻塞，独立团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也会受到无差别的影响。

丁伟的新一团在外围打援，距离伏击主战场有一段距离，如果用无线电台通讯，干扰机一开，双方的通话就会全部中断。

陈靖宇为此准备了一套备用方案。

他从团部调了两个经验丰富的老通信员，各配一面红黄两色的信号旗和一只铜号角，直接派到丁伟的指挥所。

信号旗用于远距离目视通讯，黄旗表示“一切正常”，红旗表示“遭遇强敌需要增援”；

号角用于短距离的紧急通讯，短促的两声表示“发现敌情”，连续的长鸣表示“正在交火，请求支援”。

他亲自把信号旗和号角的使用方法教给了那两个老通信员，让他们在丁伟的指挥所里反复演练了好几遍，直到两人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不同的旗语和号角组合所代表的意义。

上午十时许，秋日的阳光从偏东方向斜照下来，将榆辽公路两侧的黄土坡照得明晃晃的。

陈靖宇趴在山顶观察所的位置上，把炮队镜的目镜调到最清晰的焦距，胸口紧贴着一块被太阳晒得微温的岩石。

电话兵蹲在他旁边，耳机已经戴好，话筒握在手里，电话线的另一端通向山后两里外的指挥所和迫击炮阵地。

日军出现在公路东端的入口处。

先头是两辆摩托车，车斗里各坐一名挎着步枪的士兵，后座架着一挺轻机枪。

摩托车的引擎声在峡谷中回荡，由远及近，节奏稳定而规律。

第三辆车是一辆敞篷的军用卡车，车厢里站满了戴着钢盔的步兵，刺刀在阳光下偶尔闪出一道反光。

卡车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步兵和辎重马车混编在一起，马车、骡驮、少量卡车，整个行军纵队的首尾拉开，几乎长达五里地，像一条土黄色的长蛇在蜿蜒的公路上缓慢前进。

陈靖宇没有动，也没有发出任何指令。

他把炮队镜的十字线锁定在先头的两辆摩托车上，看着它们毫无察觉地驶过了雷区入口的那道标志，那道标志是一根插在路边草丛里的枯树枝，枝叶已经干透了，和其他枯草混在一起，日军即使停下来也看不出任何异常。

摩托车碾过了第一排雷区的上方，轮胎在黄土路面上留下了清晰的印痕，但没有触发任何东西，那是外层雷区的空档段，故意留出来的，让先头部队先通过，等后面的主力进入核心区域之后再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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