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江是坐夜班车到的镇上。

车从县城出发，开了六个钟头，中间停了四站，上来的人比下去的多。

车厢里闷，柴油味混着烟草味和汗酸味，座椅靠背松了，脑袋靠上去就往后仰。

他没睡，手肘撑着车窗边的铁框，额头抵着玻璃，外头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偶尔过一辆对面来的货车，车灯扫过来，一晃，又黑了。

裤兜里那本黑皮夹子硌着大腿根。

三天前，叔叔的电话打到县城出租屋。

话筒那头声音压得低，捂着嘴说的。

“振江，县检察院重新立案了，矿难的事，要找当年管账的谈话，你回来一趟，按叔教你的说——老矿长签的字，你不知情，叔给你兜着。”

宋振江攥着话筒没接话。

“听见没？”

“叔，账本上有我的签字。”

话筒那头静了三秒。

“签字的事叔来处理。

你就配合一下，完了就没事了。”

“配合”。

宋振江把话筒搁回去，坐在铁架床上，手指头扣着床沿的锈铁管子。

他不傻。

叔叔嘴上说兜着，意思是让他按编好的口供说，把瞒报工伤、做假账的事全推到死了的老矿长头上。

老矿长去年冬天脑溢血走了，死人不会开口。

可万一检察院不信呢？

万一翻出那几本有他签名的支出明细呢？

坐牢的就是他宋振江。

叔叔不会出事，文件上干净净，经手的脏东西，全挂在“会计”名下。

所以他兜里一直揣着那本黑皮夹子。

真实的工时、出勤、每一次伤亡的日期和人名，铅笔记的，字小，一页挤四十多行。

这东西是他的命。

没有它，他就是叔叔手里的纸人，用完了烧掉。

有了它，真查到他头上，他能把叔叔一块儿拉下水。

同归于尽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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