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秋，台北的夜空被连绵的秋雨笼罩，空气中透着一股湿冷的寒意。

林默涵坐在仁爱路寓所二楼的书房里，窗外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

桌上摊着一份高雄港的贸易报表，但他已经盯了十分钟，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他的手心里攥着一封信。

信封是米黄色的土纸，边缘有些磨损，盖着香港中转站的邮戳，日期是三天前。

信纸上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着几行简短的家常话——妻子林淑仪的笔迹他再熟悉不过。

“默涵吾夫：见字如面。

家中一切安好，母亲身体尚可，只是时常念叨你。

晓棠已入小学，成绩优异，尤喜图画课，昨日画了一只燕子，问我为何海上的燕子飞不高。

我答她，是因为风太大。

她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无言以对，只说等风停了就回来。

中秋将至，家中备了月饼，少了你一人，总觉不完整。

望在外珍重身体，勿念家中。

淑仪叩首。

“

信纸的末尾，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两条羊角辫，穿着碎花棉袄，对着镜头笑得露出两颗缺了门牙的牙齿。

照片背面是林淑仪的字迹：“晓棠六岁生日留念，问爸爸何时回家。

“

林默涵的拇指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女儿的脸庞，指腹感受着纸张粗糙的纹理。

六岁了。

他离开家的时候，晓棠才三岁，扎着歪歪扭扭的小辫子，哭着拽着他的衣角不肯放手。

如今那个小丫头已经入了小学，会画画了，还会问“海上的燕子为什么飞不高“这样的问题。

他闭上眼睛，将照片贴在胸口。

窗外一声闷雷滚过，雨下得更大了。

书桌上的台灯发出昏黄的光，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拉得又长又孤单。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离开上海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的秋雨，也是这样一盏昏黄的灯。

组织部的老张把“沈墨“的身份文件交到他手里时，只说了一句话：“默涵同志，这不是一趟能回来的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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