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4日，台北。

魏正宏的办公室在军情局大楼三层最深处，走廊尽头那扇铁门上挂着一块磨砂玻璃牌，上面只印了三个数字：三〇七。

每天清晨六点四十分，他准时推开这扇门，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的习惯是先泡一壶冻顶乌龙，然后翻开当天的《中央日报》，用红铅笔在标题下方划线。

这个习惯保持了七年，从未改变。

但今天不一样。

魏正宏站在办公桌前，没有泡茶。

他的目光钉在桌面上那个牛皮纸卷宗上。

卷宗是昨晚十一点送来的，封面上盖着“极密”印章，里面装着从张启明处缴获的全部物证。

他拆开卷宗，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排在桌面上：三张模糊的照片、一份手写的供词、一枚从林默涵钱包里掉落的银色袖扣，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最后这张照片，他已经看了七个小时。

从昨晚十一点拿到卷宗开始，他坐在办公室里没有离开过，台灯亮了一整夜。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多岁的样子，穿中山装，站在南京夫子庙前，嘴角有一丝不明显的笑意。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钢笔字，字迹已经洇开但依然可辨：“李涛，民国三十六年春，南京。”

魏正宏拿起放大镜，第四次将照片上的面容与脑中记忆做比对。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南京。

那年他刚从重庆调回南京，任军情局行动科上校科长。

那年春天，他在夫子庙附近的一间茶楼里抓捕了一个地下党联络员，那人化名李涛，自称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上搜不出任何证据，关了七十二小时后释放。

魏正宏记得那个人的眼睛。

审讯时他坐在对面，魏正宏拍了三次桌子，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那种冷静让魏正宏事后反复回想，总觉得放走的是一个不该放走的人。

此事后来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每次想起都像鱼刺卡在喉咙里。

现在，鱼刺终于浮出了水面。

魏正宏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响了两声，对面接起来，是他的机要秘书江一苇。

“处座。”

“把那几个人的案卷调出来。

民国三十六年，南京夫子庙茶楼案，代号‘渔夫’。

全部卷宗，十五分钟内送到我办公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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