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会后的第二天，玲子一大早就喊着出门。

走出房门时，看到她正站在玄关，低头翻着手里的钱包，像是在数零钱。

“怎么，堂堂社长，出个门还用细数钱包？”走过去，在她身后站定。

玲子脸红了下，把钱包合上塞进大衣口袋。

“会长，车停在后面。

今天不开会，正好带您出去走走。”

“美惠呢？”

“她早上有通告，拍摄排得满，来不了。

让我跟您说声抱歉，等晚上收工了再过来。”玲子走过来，伸手帮忙整理了下大衣领子，“她让我陪您好好逛逛。”

刘湘笑着摇了摇头，美穗那丫头从十五岁进这行，通告一个接一个，红起来之后连吃饭都要看时间表。

玲子也一样，明明昨晚疯了一宿，今天又起了个大早。

东京这座城市，好像谁都不舍得让时间空着。

车子沿着明治大道一路往银座方向开。

二月底的东京，风是干的，阳光却明晃晃地铺在路面上。

路边几棵银杏落了叶，只剩光秃秃的枝杈，被风吹得轻轻晃。

去的是银座背后几条小巷，跟主街的奢华不同，这里藏着的都是些小而精致的老店，卖茶具的、做和伞的、修钟表的，每一家都开了几十年，门面窄得只能容两三人侧身进去。

进了一家卖手工眼镜的老铺。

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戴着副圆框眼镜，正坐在柜台后面用小锤子敲打镜腿。

见玲子进来，他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鞠了一躬。

玲子在店里转了一圈，拿起一副茶色镜片的细框眼镜，转头看过来。

“会长，这副怎么样？”

“给我看，还是给你自己看？”

“给您呀。”她举着眼镜往我脸上比了比，“您平时看起来帅气是帅气，但太严肃了。

见客人的时候，总要有些不一样。”

老板从柜台后面绕出来，用带着东京下町口音的日语介绍了几句。

玲子一边听一边点头，时不时伸手试镜架的重量，又让戴上走了几步。

最后挑了一副最轻的，让老板用布擦干净，放进一个深蓝色的眼镜盒里。

走出店门时，两人手挽着手，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咖啡馆。

“会长，您大概什么时候要回去啊？”

“我只能在这边待一周，下星期香港那边有要事。”

“哦。”玲子的眼神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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