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过了多久。

久到沈砚秋的腿都坐麻了，久到窗外的天都染上了暮色，橘红色的霞光顺着窗棂斜斜切进来，在青砖地面上铺了半片明晃晃的暖光，又一点一点暗下去，直到最后一点金边也沉到了山后头。

桌上那盏青瓷灯不知什么时候燃了起来，豆大的火苗跳了两下，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在斑驳的墙面上晃来晃去。

墙角堆着的一篓新摘的茶青还散发着清苦的香气，旁边摆着半罐没磨完的茶晶，瓷罐口还留着半个指印——那是今早白姑娘亲手舀茶晶的时候留下的，那时候她还想着，等高慕之下次来，就把这罐新磨的茶晶兑进他最爱的诏安陈茶里，看着他一口一口喝下去。

可如今人已经没了，那罐茶晶还剩大半，安安静静地摆在那儿，像个没说出口的笑话。

白姑娘才缓缓抬起头。

她脸上没泪，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

像是哭完了，又像是根本没哭过。

方才沈砚秋把所有证据摆出来、把高慕之五年来自罪赎罪的桩桩件件说透的时候，她指尖捏碎了手里的茶盏，瓷片割破了掌心，血顺着指缝滴在茶案上，晕开一朵朵暗红的花，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那些压在心底十三年的恨、那些日日夜夜咬着牙熬过来的苦、那些以为大仇得报的快意，在真相被撕开的那一刻，忽然就变成了一把钝刀，来回磨着她的骨头，疼得她连呼吸都发颤，却偏偏流不出一滴眼泪。

她想起十三岁那年，诏安的山上下着好大的雨，爹把她塞在后山的茶洞子里，用干茅草把她盖得严严实实，临走前塞给她半块硬邦邦的青稞饼，摸了摸她的头说“阿凝乖，等雨停了爹就来接你”。

可她等了三天三夜，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爹没来，娘也没来。

她摸黑爬回村子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已经被烧得只剩个架子，院中的老茶树被砍得只剩下半截树桩，上面还留着刀砍的痕迹，树桩底下凝着黑褐色的血，已经干成了块。

邻居阿婆偷偷告诉她，是爹的堂弟抢了川西茶商的镖，杀了人，官府来拿人的时候他跑了，官府把账算在了整个云雾茶门头上，说他们“门人不义，茶品必劣”，把他们茶门的品级降到了下下品，其他茶门的人趁机来抢茶谱、烧茶园，爹和娘不肯交茶谱，就被活活打死了。

她抱着那半截树桩哭到晕过去，醒过来的时候，阿婆塞给她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裳和二两碎银子，让她往北边跑，跑得越远越好。

她就那么一路逃，从诏安到漳州，再到江西，最后到了长沙，一路上饿了就讨饭，渴了就喝山泉水，夜里睡在破庙里或者人家的屋檐底下，好几次差点冻死饿死，好几次遇到山贼拐子，都凭着小时候爹教的那点三脚猫的暗器功夫逃了过去。

那时候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找到那个写“门人不义，茶品必劣”的人，让他血债血偿。

只是眼神空得很，像两口枯井。

她看着沈砚秋，声音平平的，没什么起伏，像一潭结了冰的水：“客官说了这么多，怎么还不带我走？”

沈砚秋挑了挑眉，拿起桌上的酒葫芦灌了一口，酒气冲得他眉头微微一皱，却也压下了心底那点翻涌的复杂情绪：“带你走？

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白姑娘扯了扯嘴角，笑得有点涩，嘴角的纹路里都透着一股子灰败，“冰人馆的沈大人，查了这么久的案子，如今真相大白，不该拿我去见官，了结此案？

我既认了罪，是杀是剐，都随你处置，没什么好说的。”

沈砚秋闻言，反倒笑了。

他端起案上那杯早就凉透了的水，喝了一口。

水寡淡无味，凉得扎嗓子，顺着喉咙滑下去，激得他浑身一激灵。

这些日子查案的点点滴滴忽然都涌了上来：灵堂里苏婉容红着眼眶却强撑着的模样、顾砚舟提起高慕之时眼底的惋惜、高慕之书房里那本改了八个月的《煎茶七诀》、夹在书页里那张写着“云雾茶门白氏遗孤，寻得必助之”的字条、还有这半年来高慕之每次来茶楼悄悄放在柜台上的银子——那些银子他每次都多给好几两，有时候是碎银子，有时候是整锭的，用草纸包得整整齐齐，压在茶碗底下。

白姑娘一开始以为是他大方，后来次数多了，只当他是有钱人不把这点银子放在心上，此刻想来，每一两都沉得烫人。

沈砚秋还记得他第一次去高慕之书房的时候，在书架最底层翻到一个上了锁的木匣子，撬开来一看，里面全是银票和地契，还有一叠厚厚的书信，都是高慕之写给各地茶商和茶门掌门的，信里言辞恳切，说当年自己年轻气盛，对云雾茶门的评判有失公允，希望大家以后多关照云雾茶门出来的人。

最底下还有一本账本，清清楚楚记着这五年来他每个月都给诏安当地的善堂打银子，专门用来资助云雾茶门的遗孤，账本上的字迹工工整整，每一笔都记得明明白白，最后一笔的日期，就是他死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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