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赵闲没坐堂。

他叫了四个人进后屋：阿豆、阿石、木生，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曹，是京堂最早的一批徒弟之一，如今在城外开了个小医馆，专治跌打。

四个人进去，门就关上了。

外头的人只听见里头说话，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晌午的时候，门开了。

阿石先出来，脸色不太好看。

木生第二，皱着眉。

阿豆最后，手里拿着个布包。

曹老头最后出来，走的时候，在门口朝里拱了拱手，走了。

下午，阿豆把堂里的账都翻了，翻出一册旧簿。

他把簿子摊在案上，一页一页看。

看的不是账。

是名字。

两千多个名字，从二十年前排到今年。

有来学过的，有来治过的，有捐过钱的，有送过药的。

每个名字后头，都跟着一行小字。

阿豆看了整整一下午。

掌灯的时候，赵闲出来，站在他身后。

“看出什么了。”

阿豆没抬头。

“看出人多。”他说。

“还有。”

“还有……”阿豆停了一下，“这么多人里，真正摸过针的，不多。”

赵闲点了点头。

“去把曹伯请回来。”

“做什么。”

“让他带着你，”赵闲说，“把这些人，一个一个走一遍。”

阿豆抬起头。

“走一遍干什么。”

“认针。”赵闲说。

他把那册簿子合上，按了按。

“京里那根真针，海岛那根真针，谁也没见过。”他说，“可真正扎过针的人，手上都有一根自己的针。”

“那咱们要做的，是什么。”

后屋那半天，说的什么，外头没人知道。

阿豆后来跟木生提了一句。

“曹伯讲了一件事。”

“什么事。”

“二十年前，京郊有个卖药的，手里有一枚针。”阿豆说，“那人一辈子没学过医，可他会扎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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