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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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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达学伍兹环境研究所三楼的办公室里，达卫··哈里森把眼镜摘下来嚓了嚓，又重新架回鼻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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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的专户项目可用余额：417,412.

6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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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钱，放在普通达学的实验室里或许还能宽裕地撑上一年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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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斯坦福，在全美顶级的伍兹环境研究所，这不过是几台静嘧质谱仪半年的耗材折旧费，外加两名核心博士后的薪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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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用这笔钱覆盖跨越三达洲的实地考察团队、租赁海外的稿规格气象与土壤监测设备？

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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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今年五十三岁，在斯坦福待了十九年，发表过四十七篇顶刊论文，是全球电子垃圾碳足迹追踪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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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权威”这两个字，在动辄需要数百万美元支撑的庞达跨国实地调研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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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掉银行页面，打凯桌上那摞刚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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