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文福主动去了招待所，出来后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他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了不少材料。”

这条简短的信息，像一盆冰水，把王韦超从头浇到脚。

伍文福和曹刚不同，曹刚是企业的厂长，能接触到的核心信息有限。

但伍文福是关山县县长，在关山县工作了六年，与张梓敬共事多年，掌握的情况远比曹刚要全面、深入得多。

而且伍文福是主动投案的，他既然主动走这一步，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把一切都说出来的准备。

王韦超关上门，重新拨通了那个加密号码。

“你确定伍文福是主动投案的？”

“确定了。

招待所的值班服务员亲眼看到他早上六点多就来了，在郭临野的房间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出来时身边跟着省纪委的人。”

王韦超沉默了几秒：“他老家还有没有其他亲属？”

“有一个妹妹，在县中学当老师。

还有他表哥孙琦，就是那家建材公司的老板。”

“安排人密切留意。

如果他妹妹或者孙琦有动静，第一时间告诉我。”

“明白。”

挂断电话后，王韦超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

他试图在脑海中拼凑出伍文福可能供出的信息清单，但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

伍文福知道的事太多了，从宏远矿产的排污细节到张梓敬的受贿记录，从李淮阳的审批违规到周安平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可能还包括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某些“协调会”，这些伍文福都可能交待出来。

他必须做些什么，可此刻的他，像被无形的绳索捆住了手脚，任何主动的动作都可能成为把柄。

桌上那部红色座机安安静静地待着，仿佛连它都在等待某个信号。

王韦超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直到天色彻底暗下来，才起身离开。

江一鸣到达关山县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

他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走正式的工作通报渠道，只带了一辆公务车。

郭临野在招待所楼下等他，两人握手时没有多余寒暄，直接上了楼。

“伍文福的材料我粗看了一遍，分量很重。”

郭临野把几份重点材料摊开在桌上，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份：“这是伍文福自己写的记录，时间跨度从五年前一直到现在，一共记录了四十七次与张梓敬、曹刚、李淮阳等人的接触细节。

包括具体时间、地点、参与人员、谈话内容，甚至还包括他自己参与审批时的异常操作。”

江一鸣接过那本手写记录，翻开第一页。

开头第一段写的是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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