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此‘序’之实现，正是阴阳矛盾依循特定规律不断转化之结果！

三纲五常，人伦大义，其‘理’不变，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之‘理’，此亦天理。

然此‘理’之践行，必在具体情境中调和具体矛盾，如父严母慈之异，君威臣谏之别。”

“所以‘主要矛盾’之辨，非为动摇纲常根本，正是为了在纷繁世象中，更精准地把握践行天理之关键所在！

譬如医者，明脏腑表里、寒热虚实之‘理’，此谓天理恒常，更需辨清当下病证之主要矛盾，是寒是热？

在表在里？

方能对症下药，调和阴阳，践行天理。”

陆北顾其实非常不愿意在忠孝仁义、纲常伦理这些概念里面打转，所以他应对程颐的诘难，与应对程颢是一样的，都是用辩证的眼光，把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升到包含它的更大概念里。

眉头紧锁的曾巩听罢，却是忧心忡忡地问道：“然儒学之根本，在于修齐治平，在于经世致用！

且不论佛老冲击，士林清谈玄虚之风日盛已令人忧心。

观今大宋，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冗费如三山，民力凋敝，国库空虚，外有强邻环伺。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范公庆历新政，本欲革除积弊，奈何阻力重重，终致夭折。

其败，岂非在于未能妥善调和新旧之矛盾、未能把握根本之关键？”

他直视陆北顾，问出最尖锐的现实问题。

“贤弟言‘主要矛盾’、‘调和转化’，然则，依贤弟之见，当今大宋之积弊，其根本症结何在？

何为‘主要矛盾’？

是冗官之弊？

是土地兼并之害？

是北虏西贼之患？

亦或是士风人心之浮华？”

“此诸多矛盾，孰主孰次？

孰急孰缓？

调和转化之道，是如商鞅般峻法严刑、强行变革？

还是如孟子所言，行仁政、薄赋敛、深耕易耨，徐徐图之？”

“王霸之辨，在此矛盾丛生之际，究竟何者为先？

何者为本？

贤弟之‘矛盾’玄思，于此国计民生之实政，究竟有何裨益？”

曾巩的质问代表了务实派儒者的终极关切将“矛盾论”直接置于北宋最迫切的现实政治难题.

再高深玄妙的哲学理论，若不能解决现实困境、指明治国路径，其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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