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欧阳参政方才所言康定年间登记乡弓手之事。」

赵概转向欧阳修，说道：「彼时朝廷初行点检，规制未备，州县官吏措置乖方，确有扰民之弊，可如今河北、河东义勇行之有年，规制已然大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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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义勇之条例，正是以河北、河东为蓝本，择其善者而从之，汰其弊者而改之。

岂可以二十年前旧事之弊，遽断今日新法之非？」

赵概顿了顿，将笏板换到左手，右手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

「臣手中这份，是河东路义勇近年考绩的节略。

自河东点检义勇以来，已历数年，其间义勇参与防秋、备边、修城、运粮诸役，皆有实绩可考。

河东义勇在籍者近八万人，未尝有大规模逃亡，未尝有激变之案，未尝有百姓因刺手而破家荡产者，河北义勇近十五万，情形亦然。

两路义勇合计二十余万，行之数年而未见大弊，司马司谏、欧阳参政何以断定陕西行之必有大弊？」

他收起文书，目光扫过司马光和欧阳修，最後落在御座之上。

「陛下，臣非谓点检义勇毫无可忧之处，司马司谏与欧阳参政所虑，此二者皆是实情，亦是臣之所忧。

然则，忧弊与废事，不可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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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可忧之弊而废当行之事，是因噎废食也。

朝廷当做的，是在条例中设防弊之法，而非因忧弊而废事。」

赵概退回班列。

赵概的辩驳，确实戳中了司马光立论的几处软肋。

司马光的论述过分依赖康定、庆历旧事，却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的义勇制度在河北、河东未见大弊；他将陕西百姓的困苦完全归咎於义勇，却忽略了夏虏入寇这个更根本的原因。

韩琦见时机已到，再次出班。

韩琦擡起头，那双被朝中同僚称作「鹰目」的眼睛。

「今日殿中诸公所论，说到底无非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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