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里面传出声音。

是红梅的声音。

闷闷的，隔着一层，听不清喊什么，但那调子是痛的，撕扯的。

英子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往前冲了一步，常松伸手拦她。

“妈——”英子喊。

产房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个护士，三十多岁，戴着蓝色的手术帽，口罩拉到下巴。

她手里拿着个夹板，扫了他们一眼。

“李红梅家属？”

常松往前一步：“我是她丈夫。”

“情况不太好。”护士言简意赅，语气里没有太多情绪，只是陈述，“胎儿胎心有点弱，产妇出血比较多，宫口开得慢。

我们现在需要做决定，必要时可能要手术，但有风险。”她把硬板夹往前递了递，手指点在一处空白的地方，“这里，签字。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走廊里静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簌簌的，声音细细的，钻进耳朵里。

常松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喉咙动了动，又动了动。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护士又问了一遍，语气里有点不耐烦。

保大保小？

这问题就像问饿汉要左腿还是右腿——选哪条都是割自己的肉。

区别只在于，割左腿当场疼死，割右腿后半辈子瘸着过。

常松看着护士，又看看那支递过来的笔，黑杆的，很普通的一支圆珠笔。

保大人？

保孩子？

这几个字分开来他都认识，合在一起，变成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悠悠地割着他的五脏六腑。

血缘是未来的赌注，而日夜相伴的恩情，是此刻无法割断的肉身。

常松在这一刻才惊觉，自己对那个未谋面孩子的爱，是抽象的、是悬在未来的期待；而对红梅的疼，是具体的、是渗进骨头缝里的怕。

怕她疼，怕她走，怕这个家没了她，就散了架。

红梅……孩子……他的孩子，他盼了这么久的孩子，是个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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