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是一栋两层小楼，白色瓷砖贴面，有些地方的瓷砖掉了，露出灰色水泥。

一楼是售票厅和候车室，玻璃门上贴着“凭票入内”四个红字，掉了两个。

二楼窗户开着，楼顶竖着几个红色铁皮字：石林彝族自治县客运站。

“自”字歪了，往一边斜。

广场对面是一条街，铺面一间挨一间。

卖饵块的，修手机的，卖化肥的，门口都撑着遮阳棚，蓝色红色的塑料布，有的破了，用绳子绑着。

街上人不算多，几个穿彝族衣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卖菜，面前摆着竹篮，篮子里装着葱、香菜、几把干辣椒。

常松拉开车门，把行李箱往后备箱塞。

箱子太重，他抬起来磕了一下，后保险杠蹭掉一块灰，他低头看了一眼，用手抹了抹，没抹掉。

红梅站在车旁边，没动。

“妈。”英子走过来，碰了碰她的胳膊，“你哭什么？”

红梅没说话。

眼泪掉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衬衫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英子看着母亲的眼泪，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你出生的地方，一个是埋葬你青春的地方。

母亲的青春，埋在了安徽。

而她的青春，正在这场认亲的路上，被连根拔起。

常松关上后备箱，走过来。

灰色polo衫领口被风吹得翻起来，他用手按了按，没按服帖。

把手搭在红梅肩上，轻轻拍了两下，又放下来。

小年仰着头看红梅，饼干举起来：“妈妈吃。”

红梅蹲下来，把小年搂进怀里，脸贴着他的头顶。

小年头上汗津津的，一股小孩味混着汗味。

她搂着没松手。

英子站在旁边，伸手摸了摸小年的头，又把手收回去。

“之前叫路南。”红梅站起来，用手背擦眼泪，声音哑哑的，“我走的时候，还叫路南。”

常松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没说话。

红梅看着对面那条街，看了很久。

街上那排铺面，有好几家是新盖的，铝合金门窗，白瓷砖。

但有几栋老房子还在，土墙，黑瓦，墙根长着青苔。

“以前都是土路。”红梅说，“坑坑洼洼的，下了雨全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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