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杨振庄开口，声音不高，却很稳，“您记不记得我六岁那年，三哥发高烧，您背着他去卫生院？”

杨母闭着眼，微微点头。

“那天我跟着您跑了十里地。”杨振庄说，“您背着三哥，没背我。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心里埋怨您。”

他顿了顿。

“后来我长大了，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当娘的难处。

一个孩子病了，别的孩子就得受委屈。

不是不疼，是顾不上。”

杨母的眼角滚下一滴泪。

“您对三哥好，不是偏心，是觉得三哥体弱，怕养不活。”杨振庄说，“您骂三嫂，也不是真恨她，是累急了，找个人撒撒气。

您逼我给三哥涨工资，不是想占我便宜，是怕三哥日子过不好，怕您走了之后他没人管。”

他握住母亲瘦骨嶙峋的手。

“娘，您的心思，儿子都懂。”

杨母睁开眼睛，看着这个她亏欠最多的儿子。

他今年四十三了，鬓角也有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细纹。

可在她眼里，他还是那个跟在身后小跑、却不敢喊累的六岁孩子。

“老四，”她嘴唇颤抖，“娘对不起你。”

“娘，您没有对不起我。”杨振庄说，“您生了我，养了我，供我念了四年书。

您把您能给的全给了。”

他低下头，额头抵着母亲的手背。

“儿子能有今天，是托您的福。”

病房里静了很久。

三嫂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杨振河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王晓娟抱着继业，眼泪无声地流。

杨母慢慢抽回手，在枕头边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小布包。

那布包是蓝底碎花的，洗得发白，边角都磨毛了。

她抖着手打开，从里面掏出两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一张是存折。

“这是你爹和我的棺材本，两千三。”杨母把存折塞进杨振庄手里，“你拿着，给合作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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