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饭店一楼的咖啡厅不大，这个点没什么人。

crowley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两杯咖啡。

咖啡端上来的时候，crowley端起杯闻了闻，皱了皱眉头，但没说什么。

他放下杯子，看着李承霄。

“那么，”他用英语开口，“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李承霄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1965年。

我七岁。”

crowley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走的时候我十五岁。

我记得你父亲。

他以前常去我叔叔家吃平安夜晚餐。”

李承霄没说话，只是听着。

他记得st.

cecilia’s教堂，记得后湾区的老房子，记得圣诞夜弥撒后神父家里的苹果派。

那些记忆太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你长得很像他，”crowley看着他，语气里带着点感慨，“同样的眼睛。”

咖啡喝了两口，crowley又说起他叔叔。

说神父身体很好，还在st.

cecilia’s，每次做弥撒都会提到stephen li一家，说他们去了中国，去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总是说，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

李承霄端着咖啡杯的手顿了顿，没接话。

又坐了十几分钟，crowley看了看表，站起来。

他拍了拍李承霄的肩膀，说了句“保重”，便转身回了楼上。

李承霄推开谈判厅的门时，里面的人都没走。

周局长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坐着，手里端着茶杯，茶水早就凉了。

唐宋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那支钢笔。

中方的翻译坐在角落里，翻着笔记本。

连美方代表团那几个美国人也没走，坐在对面交头接耳。

他一进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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