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厨房的方向传过来，穿透薄薄的墙壁，一下，又一下，极其富有耐心和节奏，像是敲击在她的心脏上，敲碎了她最后一点自欺欺人的幻想。

她睁着空洞的眼睛，直到村子里的公鸡叫了第三遍，才敢悄悄地、如同游魂般起身。

她必须进城。

立刻，马上。

一来，是去找吴良友。

单位机构改革的正式文件已经下来了，精简人员，竞争上岗。

她上次的笔试考砸了，成绩垫底。

如果再不赶紧活动活动，找领导说说情，走走关系，她这个干了快十年的岗位，肯定保不住，要下岗。

失去了这份工作，她和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二来，她要去县医院，找医生问问。

男人最近这种种反常的、极端的行为，暴躁易怒，疑神疑鬼，甚至出现幻听幻视（他总说听见有人半夜敲窗户，说看见吴良友在窗外对他冷笑），是不是精神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虽然她恨他，怨他，但毕竟夫妻一场，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真的彻底疯了，或者走上绝路。

可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吴良友大概率是不会帮她的。

上次在城区国土所门口，他当众被自己男人打得那么狼狈，颜面尽失，据说回去后还被纪委找去谈了话（虽然最后不了了之）。

两人之间那点本就见不得光、建立在脆弱利益交换基础上的暧昧关系，经过那场闹剧，早已彻底撕破脸，形同陌路了。

但除了去求吴良友，她还能去求谁呢？

娘家弟弟刚盖了新房，欠着一屁股债，根本指望不上；婆家那边，婆婆早就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狐狸精”、“扫把星”，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帮她？

走了快一个小时，脚底板磨得生疼，终于看到了娘家那熟悉的院门。

万璐在门口停了停，深吸一口气，理了理被风吹得乱蓬蓬、如同枯草般的头发，又用袖子使劲抹了把脸，试图擦去一些疲惫和狼狈，这才用力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吱呀作响的木门。

母亲正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孙子，坐在屋檐下的小板凳上，小心翼翼地用勺子喂着米汤。

孩子裹着红色的小棉袄，脸蛋圆圆的，被初升的太阳照得红扑扑的，像个小苹果。

孩子看见她进来，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眨了眨，认出是她，手里的小勺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小嘴一瘪，眼圈一红，眼看就要哭出来。

万璐喉头猛地一紧，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酸涩难忍。

她赶紧别过脸，不敢再看孩子。

她知道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有多狼狈，多不堪。

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干枯得像秋天的野草，整个人瘦脱了形，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怕吓着孩子。

前阵子，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前吧，她在镇上逛唯一的那家小商场，卖衣服的老板娘还打趣她，说她“身板扎实气色好，一看就是有福气的”。

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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