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企业的列入和移出都有集体讨论的会议记录。

我的亲属——我妻子是一名中学教师，我儿子是地质科研人员，我母亲在老家种地，没有任何人参与过工程建设或相关经营活动。

这一点，我可以用党性担保。”

副组长没再追问，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笔尖在纸面上滑动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吴良友逐一作答，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具体值，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对应着相应的会议纪要和审批文件。

他说话时偶尔用指关节轻敲桌面，像在强调某个关键点；偶尔把双手交叉放在腹前，身体微微后仰，像在给对面的问话人一个认真思考的姿态。

组长最后合上文件夹，站起身，绕过桌子走过来，跟吴良友握了握手。

他的手厚实而干燥，不像一个坐了几十年办公室的人。

“吴良友同志，你的说明很清晰。

今天先到这里。

后续如有需要补充的地方，我们随时联系你。”

“好的。

我随时配合。”吴良友说。

他收起档案盒，把那些文件按原样装好。

手很稳，纸页没有任何散乱。

走出党校大门时，秋日的阳光正暖暖地照在操场上。

远处的旗杆影子被拉得老长，投在枯黄的草地上。

他坐进车里，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自己——

脸色有些苍白，鬓角被风吹乱了几根，但目光是稳的。

他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党校，汇入城市的车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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