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的第二个星期，吴良友把全省十六个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和住建局局长单独召集到省政府开会。

通知发得急，头天下午才发出去，第二天上午九点开会，地点在省政府第一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比省住建厅的大会议室小得多，只容得下三四十人，但氛围更紧凑、更严肃。

与会的人一进门就察觉到不同——会场里没有安排座次牌，所有人自己找位置坐下，吴良友的桌前只摆了一个话筒和一杯清茶，没有讲话稿，连平时开会必备的笔记本都没摊开。

人到齐后，吴良友没有寒暄，直接打开面前那份关于“股东变更”和“资质包装”问题的专项排查方案草案。

草案的封面是浅蓝色的，压在一摞材料的最上面，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

他站起来，单手撑着桌沿，目光在会场上缓缓扫过，从左侧第一排一直看到右侧最后一排，把每一个人的脸都看了一遍。

有些面孔他很熟悉——有当年在省厅时的老部下，有在青远市矿渣堆治理工程中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

有些面孔则让他心里打了个问号——那几个住建局局长，最近跟退休干部活动室走得很近，据说经常在干休所出入，今天坐在后排，脸色各自不同，有人低着头翻手机，有人假装在笔记本上写字。

“今天这个会，不念文件，不讲套话。

就讲一件事——资质包装和股东变更。

我把话说在前面，今天会场里坐着的，谁的屁股下面坐着什么样的问题，自己心里有数。

我今天不点名，但这个会之后，省里会一个市一个市地过筛子。”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在会议室里回荡着，连坐在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会场的空气陡然绷紧了，几道不安的视线快速交换了一下，又迅速闪开。

吴良友把那些细微的反应尽收眼底，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下去。

“春节前，我让人调取了青远市矿渣堆治理工程中标的五家公司的工商档案。

其中有四家公司的股东在招标公告发布前半年内进行过集中变更。

四家公司的变更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经办人都是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他顿了顿，拿起那份专项排查方案草案，用右手的指关节在文件上轻轻敲了两下。

咚咚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了会议室，像法槌落在桌上。

“这个信达所的法定代表人叫赵宏。

赵宏的妻子叫刘芳，在省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叫方达商贸。

方达商贸从信达所收到‘咨询服务费’将近六百万，又把这笔钱转给了中标企业的关联人。

服务费转出去之后，刘芳本人在多家银行网点分散取现，单笔都卡在五万块以下。”

会场里彻底安静了。

安静得能听到窗外街道上公交车刹车的声响。

有几个住建局局长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有人的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有人端起了茶杯却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

前排那位在干休所出入频繁的局长，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但握着笔的手指关节发白。

吴良友的目光从他脸上掠过，只停了半秒，那人就低下头去翻面前的文件，翻页的动作比平时快了不少，纸页抖动时发出细微的哗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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