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说点什么。

说“妈，算了，政策是这样，咱们拧不过大腿”，或者说“房子没了再想办法，人没事就好”。

可这些话在舌尖滚了又滚，最终都化成了更苦涩的汁液，流回心底。

他开不了口。

三十年的老屋，母亲半生守在这里，等父亲，等他们兄弟姊妹长大，等来的是“违建”两个字，和几个蹲在门口抽烟的陌生年轻人。

让他劝母亲“遵纪守法”？

那感觉就像亲手把刀递出去，让别人来剜母亲的心。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

在省审计厅，他面对再复杂的账目，再棘手的审计线索，都能抽丝剥茧，找到那个隐藏在数字背后的逻辑或漏洞。

他信奉规则，敬畏文件上的红头公章。

可当这套规则以如此具体、如此蛮横的方式砸在自己家的屋顶上时，他发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文件是真的，程序看似合法，所有官方的答复都严丝合缝，把他所有质疑的路径都堵得死死的。

他像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看得见外面的不公，却砸不破那层名为“合规”的壁垒。

心脏的位置传来一阵阵钝痛，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那种缓慢的、沉重的、仿佛被浸透了冰水的棉絮一层层裹紧的窒息感。

他帮不了母亲。

这个认知像生锈的锯子，来回拉扯着他的神经。

他是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在省城大机关工作的“有出息的人”。

可事到临头，他连自家门上的封条都保不住。

老太太忽然动了一下，很慢地转过身。

昏暗的光线里，赵维看见母亲浑浊的眼睛望着他，没有责备，甚至没有太多情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

“小维，”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你……回单位上班去吧。

别耽误工作。”

就这一句话，赵维差点当场崩溃。

他猛地扭开头，死死咬住后槽牙，才没让那股翻涌的热流冲上眼眶。

母亲到了这个时候，想的还是别耽误他的工作。

“妈，我再想想办法。”他声音干涩，“一定还有办法。”

老太太没再说话，只是又缓缓转了回去，恢复成那尊沉默的泥塑。

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区政府、市政府、甚至托同学问到省里的风声，所有的路都指向同一个死胡同。

那个大学同学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想想，最近得罪过什么人没有？

或者……你们家这房子底下，是不是有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

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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