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的夜，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斑斓的光影。

金济贤推开酒店房门，身后跟着一个穿短裙的女人。

女人画着浓妆，脸上的粉厚得像墙皮，笑起来眼角全是褶子。

他不在乎，反正是泄火。

他回来了。

从那个判官的眼皮底下逃回来了。

那天晚上，他连夜买了机票。

连行李都没收拾，护照往怀里一揣，叫了辆车直奔机场。

一路上他不停地回头，总觉得后座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每次红灯停下，他都紧张得手发抖。

直到飞机冲上云霄，他才敢摘下口罩，大口大口地喘气。

到了首尔，他没敢回家。

找了家不起眼的酒店住下，窗帘拉得死死的，连外卖都不敢叫。

就这么窝了两天，看了几十遍新闻，确认那个判官没有跟来，才敢出门。

可一出门，就被老板的电话炸了。

“金济贤！

你他妈在干什么？”电话那头，老板的声音像刀子，“那个判官是什么东西？

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金济贤握着手机，手指发白。

“老板，那个人……不是人。”

“放屁！”

老板骂了他足足十分钟。

说他不争气，说他胆小如鼠，说他坏了生意。

最后丢下一句话，明天滚去越国，那边有新活儿。

再出岔子，就不用回来了。

电话挂了。

金济贤坐在床边，发了好一会儿呆。

越国。

又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他又要重新开始，重新找渠道，重新搭关系。

那些年在联邦国攒下的路子，全废了。

他越想越气，越想越窝火。

从床头柜上拿起那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

打火机按了两下才点着，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吐出来的时候，他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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